2003年的春天，一种无形的阴霾开始笼罩新加坡，也悄然渗入了陈默和晓薇原本渐入佳境的生活。一种名为SARS的陌生疾病，像幽灵般在亚洲蔓延开来。新闻里每天滚动播放着触目惊心的感染和死亡数字，恐慌如同病毒般在空气中无声传播。街上的行人骤然减少，每个人都戴着厚厚的口罩，眼神里充满了戒备和疏离。地铁车厢里弥漫着消毒水刺鼻的气味，人们下意识地躲避着咳嗽声。组屋区楼下的小贩中心，昔日的人声鼎沸被一种压抑的寂静取代，塑料桌椅间空荡荡的，显得格外冷清。整个世界仿佛被蒙上了一层灰败、恐惧的“橙色”——那是新加坡政府将疫情等级调高后的警戒色。

陈默所在的工地也受到了巨大冲击。工程进度严重放缓，时不时就因为某个工人出现低烧症状而全员停工隔离。收入变得极不稳定，微薄的积蓄像沙漏里的沙子一样飞快流失。恐惧和经济的双重压力，像两块巨石，沉甸甸地压在陈默心头。他变得更加沉默寡言，常常一个人抽闷烟，眉头拧成一个解不开的结。

最严重的一次停工隔离发生在五月。陈默和十几个工友被勒令待在芽笼的集体宿舍里，不得外出。宿舍狭小拥挤，空气污浊。隔壁床铺的“老表”开始发烧、咳嗽，症状越来越重。医疗资源紧张，救护车迟迟不来。大家惊恐地远离他。陈默隔着床帘，听着老表压抑的咳嗽声越来越急促，像破旧的风箱。一天深夜，老表突然用尽力气哼唱起他常挂在嘴边的《浪子心声》，沙哑的粤语在死寂的房间里格外清晰：“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几许有共享荣华，檐畔水滴不分差……”声音断断续续，只唱到“不分差”，便戛然而止，只剩下粗重却微弱的喘息，最后归于一片死寂。世界仿佛瞬间真空，然后是无边的死寂和深入骨髓的寒冷。陈默躺在自己床上，浑身僵硬，冷汗浸透了衣服。第二天早上，穿着全套防护服的人进来，用担架抬走了用白布蒙住的“老表”。老表一只粗糙、沾着泥灰的手垂在担架外，指甲缝里还有洗不净的污垢。那半句未唱完的粤语歌，成了陈默对SARS最恐惧、最悲凉的记忆。

晓薇学校的课程也转为了线上，她更多时间待在租屋里，对着电脑屏幕学习、画图。然而晓薇并未选择完全隔离。她报名参加了社区的义工组织，被分配到樟宜机场，协助给入境旅客测量体温。她穿上密不透风的白色防护服，戴上护目镜和N95口罩，整个人包裹得像一个臃肿的太空人。透过起雾的护目镜，看着形形色色疲惫、紧张甚至愤怒的旅客，感受着机场大厅里弥漫的恐慌和消毒水气味，她第一次如此真切地触摸到这场全球性灾难的冰冷脉搏。

陈默得知晓薇在机场做义工，心都揪紧了。一个深夜，隔离令稍有松动，他便趁着夜色，翻过宿舍区低矮的围墙，一路狂奔到樟宜机场外围。他隔着高高的铁丝网，远远地看到穿着白色防护服的晓薇，正在引导一小队旅客。他不敢大声喊，只能用力挥手。晓薇似乎感应到什么，转过头，隔着护目镜和铁丝网，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她愣了一下，随即也用力挥手，防护服让她动作有些笨拙。陈默用尽力气喊：“晓薇！小心！”声音在空旷的夜里传出很远。晓薇听清了，她用力点头，也喊：“陈默！回去！我冇事！”就在这时，机场安保人员发现了陈默，用手电照射过来，大声呵斥着追过来。陈默最后看了一眼晓薇模糊的身影，转身没入黑暗的树丛中。冰冷的铁丝网，像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隔开了他们，也隔开了那个充满消毒水气味的春天。

那个印着悉尼歌剧院轮廓的信封，最终还是被陈默看到了。那是在一个SARS恐慌暂时平息的午后，他去晓薇住处找她。晓薇正在线上小组讨论，电脑屏幕上开着视频窗口，她戴着耳机，专注地对着麦克风说着流利的英文，讨论着某个设计项目。她的眼神明亮，语气自信，与陈默熟悉的那个带着潮汕口音软糯讲话的女孩判若两人。陈默默默地坐在一旁等她。他无意中拉开书桌抽屉想找支笔，一眼就看到了那个信封——它被小心地放在一叠打印的设计稿下面，只露出歌剧院那标志性的白色帆船尖顶的一角。信封是打开的，里面是几页印着英文的、质感很好的文件。

陈默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攥紧了。他忍不住抽出文件，快速翻看。在一堆专业术语中，一张小小的手绘草图滑落出来。那是一幅简约却充满流动感的建筑草图，屋顶设计成翻卷的浪花形状，线条优美。草图的右下角，用铅笔清晰地签着两个字母：“XW & CM”。陈默的心猛地一沉，手指像被烫到一样缩了回来。他把草图和文件塞回信封，轻轻关上抽屉。他坐在那里，看着晓薇对着屏幕侃侃而谈的侧影，一种从未有过的、巨大的距离感横亘在他们之间。那张写着他们名字缩写的“未来之家”，此刻像一把温柔的刀，刺得他生疼。原来她的梦想里，曾有过他。

讨论结束，晓薇摘下耳机，长长舒了口气，脸上还带着兴奋的红晕，转向陈默：“等久啦？刚才在讨论一个澳洲交换项目的概念设计，好有意思！那边的理念确实很前沿……”她的话在看到陈默有些苍白的脸色时顿住了。

“澳洲？”陈默的声音有些干涩，目光不由自主地瞟向那个抽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