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阿强带他去见工头。工地在新加坡河畔一片正在崛起的高级公寓区，巨大的地基坑像巨兽的胃，贪婪地吞进一车车钢筋水泥。陈默的工作是杂工，搬运钢筋、水泥、清理建筑垃圾。日头毒辣，汗水像小溪一样顺着脊背往下淌，皮肤很快就被晒得通红发烫，火辣辣地疼。

工头叫阿标，槟城人，矮壮，嗓门奇大。骂人的时候用福建话、马来话、英语三重混响，像一架失控的搅拌机：“Gila kah lu!（你疯了吗？）钢筋放边度（哪里）？快D搬走！Bloody hell！” 陈默常常听得一头雾水，动作稍慢，更猛烈的“混响”就劈头盖脸砸来。

工友们来自五湖四海，各自抱团。语言是最大的障碍，他听不懂复杂的指令，常常做错事，换来更严厉的斥责。午餐时间，别人聚在一起用家乡话大声谈笑，他只能默默地蹲在角落阴影里，啃着从“小印度”买来的、味道怪异的咖喱角，辛辣呛人。

有个工友叫“老表”，广州番禺人，四十来岁，精瘦，爱看港剧。他看陈默孤零零的可怜，主动凑过来，递给他一个叉烧包：“后生仔，食包啦！新加坡热过鬼，唔好饿坏自己。”老表爱哼唱许冠杰的《浪子心声》，尤其那句“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带着浓重的粤语腔调，在机器的轰鸣中断断续续。他拍着陈默的肩膀：“做人呢，最紧要开心！像我们呢滴外劳，想咁多做乜？”陈默似懂非懂，但那旋律和叉烧包的温热，让他紧绷的神经稍稍松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