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与陈灼在英国见面之前，我早就与她在别处打过照面。
只不过当时她对我并不熟悉，在她看来，或许，我不过只是个路人吧。
离开家以后，很多个冬天的末尾我都无处可去。在学生时代，靠学期内打工和做家教，攒一些小钱，然后用这些钱流窜在国内外不同的雪场里。
有一年，在我做规划时，前一年就想要去的那间雪场突然大热，酒店早就已经被预定完，只好退而求其次去了那间热门雪场附近的冷门的雪场。
这间雪场以林间滑雪闻名，雪道很长，能看到山另一侧的风景。
我出乎意料地喜欢这间雪场。
我喜欢在雪山沉默的白色和树林的黑色当中穿行。
我喜欢每当我的身体向前时，雪板的边缘所发出的切开雪面的沙沙声。
我喜欢陡坡，喜欢带着致命危险的速度，速度让我的视觉丧失了对环境细节的捕捉能力，世界和时间一起向我身后飞逝，我所能感受到的就只有被我身体劈开的冷风，雪板的沙沙声，还有我包裹在滑雪服下的咚咚的心跳。
我喜欢滑雪，喜欢这种在失控的边缘掌控自己身体的感觉。
我第一次体会到这种感觉，是在高一下半学期的那个夏天。
学校因为疫情的缘故，从五月就开始放假。
你或许经历过COVID-19，但你或许对2003年的疫情知之甚少。
那场疫情的高峰是在2003年的上半年，但与COVID-19类似，起火点可以被追溯到2002年的冬天。虽然时隔仅仅二十年，但当时的世界，不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人的流动和货物的流动都没有现在那样高频和快速，直到2003年的四五月份，疫情才蔓延到我生活的鹿川。
高中一年级的我也无法用更复杂的角度理解世界，无法理解疫情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更无法理解要是人类有一天走向毁灭，更有可能是因为全球疫情大流行以及核战争的爆发，而非是什么灭绝了恐龙的小行星撞击。
那时候的我仍旧天真地认为人类会跟恐龙的死法一样。每当看到纪录片里，人类模拟恐龙在森林大火当中逃窜，浓烟弥漫，烟气遮蔽了天地，我都会想象着人类世界被同样的方式毁灭，惊慌失措的人类奔跑在城市这座钢铁丛林里，自然的大手无差别地推倒一切。
放假的通知来得很突然，全班同学在得知了要放假以后开心得都快要跳起来，只有老师仍旧在关心期末考试该怎么办。
上个学期新校长推出了要把鹿川中学打造成示范高中的“素质教育”计划，具体的举措大致包含一礼拜上五天课，每天还有一小时课外活动时间之类。
新学期之前，我对这个计划的态度变得矛盾了起来，是因为陈老师在寒假开始前告诉我说，学校出了两套方案，一套方案是她会担任书法社的指导老师，另一套方案是她开办书法兴趣班，喜欢书法的同学在课间时可以来她的班上学习书法。
虽然每天要回家两天，但想到自己可以每天跟陈老师学习书法，便觉得一切又回到了初中时，陈老师教我写硬笔书法的时光。
然而，在新学期到来之际，这个改革计划被宣告延期执行，具体要延期到什么时候，没有人知道。
现在的我听到这样的言论，能清楚地把“延期”理解为“破产”，但小时候的我仍旧怀抱着这个计划死灰复燃的可能性。
我听宁宽说，是因为很多家长反对改革，所以才导致了改革的延期。
那些家长不在乎自己的孩子会不会成为一个有“素质”的人，把孩子送到以升学见长的鹿川中学，为的是获得升学分数，而不是一个有素质的孩子。他们会自己培养孩子的素质，学校只需要做好获得分数这件事情就可以。
时至今日，我仍旧不知道所谓的“素质教育”究竟是什么。
忍受着改革被延期的校长曾经说“素质教育”就是“全人教育”，就像养育一棵树，不仅要让树长高，还要根系发达，还要枝繁叶茂。
我想这大概就是在说，小孩子不能只会考分数，而且还得会吹拉弹唱，还得会琴棋书画，总之得是一个有“素质”的，有道德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我为支持校长的理想主义，但我相信“素质”不是被定义出来的。
特别是在当代，根据我的观察，决定一个人能否过好自己的生活的，根本不是一件被勤学苦练过的乐器，或者是一门勤学苦练的体育运动，而是一个合格的心理医生和自我反省的能力。
从这种角度看来，学习一门乐器，掌握一门体育运动，都只是一个人的发展性需求而已，更重要的是吃饱，穿暖，成为一个心理健康的，对世界有客观认知的人。
提前到来的假期让我手足无措，我在学校和家之间往返了两次，才得以把书本和铺盖卷都背了回去。
弟弟的学校也被通知了要停课，他已经在家疯玩了好几天。
我放下行李，在门口换鞋。
“小心，小心。”奶奶嘴里念叨着，右手拎着一只烧红的铁锅，左手拎着醋壶从餐厅走了出来。
止步在客厅的中间，把醋倒进了烧红的铁锅里。
伴随着醋在瞬间沸腾的“刺啦”声，浓郁的醋味在溢满了整个房间。
“这是在干嘛？”我问奶奶。
“你妈说这样不得病。”
放下行李，我给姥姥打了电话，跟她说了学校提前放假的事情。
姥姥叮嘱我说疫情正严重，让我不要急着去看望她。然后又说起来，她前几天告诉我妈妈要在烧红的铁锅里倒上醋，让醋挥发开，每天都要这样做，她听人说了，这样才能不得病。
我告诉她说奶奶刚刚做了这件事情，她发出了满意的声音。
家里一整天都是醋酸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