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沉默着往前走了一会儿。

“那你觉得应该怎么怎么做？”陈老师突然问。

“我觉得……”我摸了摸下巴，“我觉得不应该用性别分组，应该让男女按照同一个标准来考试，就跟其他的文化考试一样。”

“为什么？”

“这样才公平啊。”

“嗯，那我们来设想一下这样做会发生什么。”

“跑得快的人拿更高的分数呗，跑得慢的人拿低分，没有什么不一样。”

“道理是这样没错，可是，你有没有想过，男生和女生在生理上是有巨大差异的，大多数女生无法与男生在体能上竞争，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多数女生比大多数男生获得了更低的分数。她们在体育上因为标准不合理而失去的分数，想要在其他科目上找补回来可不容易哦。”

陈老师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老师怎么一直在说男生和女生存在生理上的差异？”

“这就是客观事实啊。”

客观事实。我想着这个客观事实，不知不觉已经到了陈老师家楼下，走进单元门，陈老师走在我前面，我看着她踩着楼梯的脚跟。

其实，听到陈老师这样说，我感到有些难过。

我想，我不愿意接受男女用不同的标准来进行体测，或许是因为我不愿意承认男生“客观地”比女生的体能更好，力气更大。

这个“客观事实”，就是造成我不幸的根源。

姥姥说，在她生长的农村，如果家里没有男丁，就会被其他人欺负，被其他人家看不起。因为男丁的力气更大，不仅更擅长做体力劳动，挣来更多工分，而且还能有力气保护自己的家人。

这就是农村的“社会现实”，每个家庭都需要男人，需要男性后代。

我的父母就是将这样的“社会现实”，用作抛弃我的理由，也以此来解释自己行为的合理性。

在我听来这就只是借口，赤-裸-裸的借口。

这样的逻辑根本无法套用到我父母的生活现实当中来，因为他们没有种过一天地。他们建立生活和经济来源的基石早就已经脱离了“土地”，但这个没有种过一天地的家庭，仍旧需要一个更有力量，在农耕当中被认为表现得更好的男丁。

谁听了不觉得可笑呢？

那时候的我没有接受过任何“女性主义”启蒙教育，我只是隐约感觉到了这当中的诡计，隐约感觉到了这当中的“厌女”气味，隐约感觉到男生和女生生理差异的不同是一种“建构”出来的叙事，是一种因果被混合在一起的迷思。

看着陈老师的高跟鞋和她因为踩在台阶上而收紧的跟腱。

这些“隐约的感觉”在被我捕捉到之前就已经消散了，就只剩下了一缕轻飘飘的难过。

钥匙插进钥匙孔，金属防盗门的锁头咔咔地旋转了两圈，门被吱呀一声拉开。

“我回来啦。”陈老师走进了房间，在门口的地点上擦了擦鞋底。

饭菜的味道扑面而来，陈老师的妈妈端着菜走出了厨房。

“回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传来，我跟陈老师一起循声望去。

李亮左手抱着陈灼，右手拿着一只拨浪鼓玩具，“铛铛铛铛”地摇晃着拨浪鼓，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你中午怎么回来了？”陈老师问。

“下午不忙。”李亮回答。

“盛寒，去洗洗准备吃饭吧。”陈老师对我说。

“好。”我换好鞋，径直去了卫生间。

陈老师家的卫生习惯跟我家截然不同，我家虽然也是各自有各自的毛巾，但大家却是共用一块擦脚毛巾的，陈老师家则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擦脸毛巾和擦脚毛巾。

而且，陈老师还为经常造访的我准备了专门的擦脸毛巾，毛巾从来都散发着香味，似乎会按照一定的频率做清洁。

我拉开水龙头，清洗着因为汗水蒸干而变得黏腻的脸颊，发烫的脸颊在半冷的水里降下了温度。

毛巾架的最外面挂着两条印着喜字的毛巾，我常用的淡黄色格纹毛巾在最里面。

我抬手取下我的毛巾，擦干沾了水的脸和手。

鲜红的喜字像是从牡丹花从里长出来的一样。我抬起手，抚摸着毛巾上的牡丹花花纹。

其中一条毛巾已经有些潮湿。

我收回了摸到潮湿毛巾的手，把视线转向了那条干燥的毛巾。

那条毛巾是陈老师的毛巾。

每天早上，陈老师都会用这条毛巾擦拭自己的面庞，洗过澡以后，也会用这条毛巾擦干自己的身体。我幻想着这条毛巾抚摸过陈老师皮肤的样子，情不自禁地凑上前，嗅闻着这条毛巾的味道，上面有淡淡的香味，这是陈老师的味道。

“盛寒。”门外传来陈老师的声音。

我如同被发现了肮脏的秘密一般立刻直起了身，听着门外的声音。

“洗好就出来吃饭啦！”陈老师的妈妈说。

“哦，”我抬高声音回应，“来了。”

午饭的餐桌因为多了李亮，变得有些不同。

陈灼已经能吃一些简单的辅食，陈老师的妈妈哄着陈灼，一勺勺给她喂饭。

陈老师一边叮嘱我夹菜，一边迅速吃掉了碗里的米饭。

“妈，我来喂宝宝吧。”陈老师说。

李亮埋头在桌前，慢条斯理地吃着饭菜。

陈灼和我都吃饱了饭，我照例抱着陈灼去沙发前玩耍。

坐在沙发前的塑料拼图上，一抬头便能看到挂在沙发背后的婚纱照。婚纱照上的陈老师还是原样，可现在的李亮看上去胖了许多，也老了许多。

或许这就是成为一个“很厉害的外科医生”所要付出的代价——在忙碌的工作当中迅速老去。

陈老师所喜欢的，为自己的生活选择的，就是这样的李亮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