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什么可收拾的，几本书放进书包里，从阳台上取下被阳光晒干的换洗衣服塞进袋子里。

“那我们先走了。”爸爸站在门口，对姥姥说。

我弯着腰穿鞋。

“好，开车要当心。”姥姥说完，低头看着我穿鞋。

我系好鞋带，直起身，姥姥把手搭在了我的胳膊上。

“好好念书，听老师话。”

“我十一放假就过来了。”

“好。”

爸爸手里拎着我的书包和装衣服的袋子。

看着自己的东西被拎在父亲的手里，我的内心升起了一种极为奇妙的感受。

爸爸拉开车门，把我的东西放在了后座。

“坐前面吧。”他说。

我小心翼翼地拉开了前排的车门，坐进车座里，然后轻轻拉上了车门。

透过宽阔的挡风玻璃，我能毫无阻隔地看到向前延伸的道路。

爸爸在我旁边，转动着方向盘。

我好像从未与爸爸独处过，即使有，我们之间的沉默远远多过对话。这些有限而稀薄的对话，又全部是带有某种实际的指向——

“开饭了。”

“在学校要吃好。”

“早点睡。”

大概是诸如此类的对话。我们从未发生过什么“交流”。

车子向前，风透过半开的窗户涌进车里，划过我的脸颊。

闹市区里，走在路上的人会透过车玻璃看向车里。他们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带着窥探的意味，仿佛是想看看这是谁家的衣食无忧的小公主。

开出闹市区之后，车就开上了通往鹿川的笔直的水泥马路上，马路的两侧是新栽下的树。

“县城也勘探出煤矿了。”爸爸说着，拉起了车窗，“你看，弄得这些树，叶子都灰呼呼的。”

我看着升起的车窗，车窗外，灰色的树木挥舞着枝丫，稀疏的枝丫之外，是在太阳底下闪着亮光的漆黑的煤炭，空荡的货车排成一排，等着从机器上流淌下来的煤炭装满它们的车斗。

十四岁的我对于商业，对于经济，对于大人的话题一无所知。

我只是顺从地点了点头，认可父亲对于叶子都灰了的这一客观事实的观察结果。

“很多老板做别的生意赚了点钱，就去挖煤……”

爸爸说的事情我几乎听不懂，但我听得很认真。

“我不愿意冒险，毕竟有你，有你姐姐，你弟弟和你妈妈，我不能轻易去冒险。大家都总是能看到人在数钱，但看不到那些亏了钱的人有多后悔……”

我点了点头。

“很多问题确实是靠钱才能解决的，当时为了给你办户口，送出去不少钱，刚开始的几个订单赚到的钱，全都拿来上户口了。”父亲笑着说。

那时候的我，仍旧沉浸在让路人羡慕的衣食无忧的小公主的沾沾自喜当中。

现在想来，如果不是父亲的生意赚到了钱，如果不是进入了鹿川中学读书，我的处境，恐怕既谈不上是生活，也谈不上什么人格独立与自由思想。

我不知道该作何回应，就只是沉默着等待父亲说出更多关于我的事情。

我庆幸自己不至于那么不幸。

我庆幸自己有户口，能读书。

我被这种优越感彻底淹没，以至于我没有问父亲为什么我的出生日期被填错了，为什么我要以“盛男”这个丑陋的名字为伴，来度过我身为“二等公民”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