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像被谁调慢了速度的钟摆，不紧不慢地在米花町的街巷间晃过。

那天傍晚关于宫野爱莲娜的对话，像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激起过一圈涟漪，然后就再没有下文。降谷零没有追问，百利甜也没有解释。她说完那句“她以前给我做过手术”之后，只停顿了很短的一瞬，便重新挂上了惯常的、懒洋洋的笑意，把话题轻飘飘地拨开，像拨开一片落在肩头的灰。她转过头去逗哈罗，语气里重新灌满了那种没心没肺的调侃，仿佛刚才那个短暂的、没有面具的瞬间从未存在过。

降谷零没有拦她。他甚至没有再多看一眼。他只是将照片收回抽屉，动作平稳而缓慢，像把一件易碎的东西放回原处。然后他去厨房准备晚饭，菜刀落在砧板上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规律，一下接一下，像某种刻意维持的节拍器。

后来的几天，谁都没有再提这件事。

但降谷零的脑子里始终有一张看不见的纸，上面列着两栏。左边是自己，右边是百利甜。他习惯性地用情报人员的逻辑去拆解每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也不例外。他先往左边那一栏里放东西：过度分析。对宫野爱莲娜相关信息的情绪反应可能影响判断。把对方的一举一动都放在“她认识宫野夫妇”这个新前提下重新审视，本身就是一种偏见。他知道自己正处在一个越界的位置上，他想知道的，已经超出了任务需要，甚至超出了同盟之间可以光明正大索要的范畴。他想知道的是小光。想知道那个被宫野夫妇取过名字的孩子，在那间实验室里经历过什么。这种好奇心有一个危险的属性：它和宫野爱莲娜有关，而宫野爱莲娜是他成为警察的起点。他不确定自己现在到底是在追求真相，还是在追求一个能让自己心里某个陈旧的缺口被填上的答案。

然后他往右边那栏里放东西：百利甜的表演天赋。她是他见过的最会伪装的人，没有之一。贝尔摩德教了她所有的技巧，而她自己又在那些技巧上长出了一层完全属于自己的、近乎本能的保护色。她那些浮夸的、情绪外露的表演，已经和她本人的边界模糊到几乎无从区分。她说真话的时候，你忍不住怀疑她在演；她说假话的时候，你反而不一定能立刻识破。这就是百利甜最棘手的地方，也是所有试图从她嘴里挖出真话的人最头疼的问题。她可以在一秒之内把自己藏进任何一个角色里，而最可怕的是，她藏进去之后自己未必觉得自己在藏。那个“百利甜”的面具已经和她长在了一起，撕下来会流血，连她自己都不一定分得清哪里是面具，哪里是脸。

可降谷零也清楚另一件事。

如果铁了心逼她，她会退的。就像之前每一次一样。她在别人面前可以铁壁铜墙，但在他面前，那些防线总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出现一道极细极细的裂缝。他说不清楚那是什么。也许是信任，也许是习惯，也许只是她懒得在他面前再演一层。那些让步或大或小，或干脆或迂回，但结果都一样，她推开了那扇门，让他看了一眼里面的东西。这让他有种近乎卑鄙的笃定：只要他再往前逼一步，她还是会退。

可这一步，他突然迈不出去了。

宫野爱莲娜。那个他最初想要成为警察的理由。那个曾蹲下来替他包扎伤口的女医生。她是百利甜记忆里第一个给了她名字的人，是那间冰冷的实验室里唯一有人情味的存在。而这恰恰是最残忍的部分。降谷零问自己，他到底想要什么？他想要百利甜告诉他，宫野夫妇是怎样把“小光”这个名字交到她手里，又是怎样在组织的阴影下给了她一段短暂的、像样的人间生活？他想要她告诉他，艾莲娜在给她做手术时，是不是也像当年对他那样，用那双温柔的手擦过她的额头？

可他有什么资格问呢？他是那个被艾莲娜治愈过的孩子，他拥有的是温暖的、可以拿出来反复回味的回忆。而百利甜拥有的，是同一双手在另一种场景下的触碰。是实验台上的灯光、是冰冷的仪器、是术后走廊里渐远的脚步声。他用自己最珍视的回忆去撬开她最不堪的过去。这件事，无论用怎样的“为了调查”或者“为了最终摧毁组织”来包装，剥开那些漂亮的说辞之后，内核都丑陋得让他自己不想细看。

他曾经用无数种方式把自己磨成一件称手的工具，可在这件事上，他发现自己居然还会迟疑。他告诉自己，这是策略上的退让。情报工作里有进有退，暂时的僵持不等于失败。可这套说辞在他的脑子里转了一圈，连他自己都说服不了。他清楚得很，这不是策略。这就是单纯的，不想再让她退。

他把那页纸从脑海中揉成一团，丢进了某个暂时不需要打开的抽屉。然后他站起来，穿上外套，拿起车钥匙，对哈罗吹了声口哨。哈罗立刻从百利甜的体操课堂里逃了出来，尾巴摇得像是久旱逢甘霖。百利甜在后面不满地“喂”了一声，但降谷零没回头，只是拉开门，走进冬季越来越短的白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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