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中考试的成绩是在一个周三的上午贴出来的。

公示栏前围满了人，比开学那次还多。十一月的风已经带了凉意，吹得红榜的边角翘起来又落下，啪啪地拍打着木板，像一个在鼓掌的、看不见的人。有人在踮脚，有人在往前挤，有人在喊“让一让我看不到”，有人在用手机拍照，闪光灯在白天没什么效果，但还是有人按。

江寻没有挤进去。

他站在人群外围，离公示栏大概五六米远。书包单肩背着，带子上的胶带又翘了，他没有按回去，因为它已经翘到按回去也会再翘起来的程度了，像一个人的决心，你以为你已经决定了，但风吹一下你就动摇了。他的手里拿着一盒牛奶——沈与时今天早上放的，还是那个牌子，还是那个温度，还是那个位置。他一边喝一边等，等前面的人散开一点，等那个被无数个后脑勺挡住的红榜露出一条缝隙。

人群里有人在喊他的名字。

“江寻！又是第一！”

“卧槽，他跟沈与时是不是商量好的？”

“并列第一，总分一模一样，连数学都同分？”

“他们俩是不是共用了一个大脑？”

江寻把牛奶盒捏扁了，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牛奶盒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准确地落进了垃圾桶的圆孔里，发出“咚”的一声，像一个句号，干脆利落。

他的目光穿过人群的缝隙，落在了红榜上。红纸黑字，第一行写着两个名字，中间用一条竖线隔开。左边是“江寻”，右边是“沈与时”。两个名字的字迹不一样——“江寻”两个字是打印体，宋体，端正但死板；“沈与时”三个字也是打印体，同样的宋体，同样的字号，同样的端正但死板。但在他眼里，这两个名字之间有一条看不见的线，把她们连在了一起，像两颗被同一根绳子拴住的、在天上飘着的、不会分开的气球。

并列第一。

不是第一次了。从高一开始，每次大考不是江寻第一就是沈与时第一，要么就是并列。两个人的总分永远差不了几分，有时候是江寻高一分，有时候是沈与时高两分，有时候一模一样，像两个在赛跑的人，不是你在前面就是我在前面，但永远差不了几步，永远在彼此的视线范围内。老师说这是良性竞争，同学说这是神仙打架，江寻不知道这是什么，他只知道每次考试结束后，看到红榜上自己的名字旁边写着“沈与时”三个字的时候，心里会有一种很奇怪的、像是什么东西被填满了的感觉。

“你们是不是约好的？”有人从背后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江寻转过头。是班里一个叫张扬的男生，戴眼镜，成绩中等，人很热情，属于那种跟谁都能说上话的社交型人格。他站在江寻旁边，手里拿着一袋干脆面，正在咔嚓咔嚓地嚼，碎屑从他嘴角掉下来，落在校服的前襟上。

江寻没说话。

“约好的？”张扬又问了一遍，眼睛里带着一种“我知道你们有猫腻但我假装不知道”的笑意。

“没有。”江寻说。

“那为什么又是并列？”张扬不依不饶，“你数学多少？”

“一百四十九。”

“沈与时呢？”

“一百四十九。”

“你看！数学同分！这不是约好的我不信。”

江寻想解释：数学同分是因为卷子只有一百五十分，你考一百四十九是因为你粗心错了一道选择题，人家考一百四十九是因为卷子只有一百五十分，你只能考到一百四十九，人家是只能考到一百四十九——不一样的。但他说不出来，因为这话说出来太欠揍了，像在炫耀，像在说“我考一百四十九是因为卷子只有一百五十分”，虽然这是事实，但事实有时候比谎言更让人不舒服。

他没有解释。他转过身，从人群里挤了出去。

沈与时从公示栏的另一边走过来。

他的手里也拿着一盒牛奶——不是给江寻的，是他自己的。他今天早上买了两盒，一盒放在江寻桌上，一盒自己喝。他喝牛奶的方式和江寻不一样，江寻喝得很快，几口就没了，像在完成任务；沈与时喝得很慢，一小口一小口地抿，像在品尝什么很珍贵的东西，不舍得一下子喝完。

“并列第一。”沈与时说。他走到江寻旁边，和他并排站着，两个人的肩膀之间隔了大概二十厘米。阳光照在他们身上，两个人的影子在地上并排躺着，像两个在午睡的人，头挨着头，脚挨着脚。

“嗯。”江寻说。

“有奖金吗？”沈与时歪了一下头，那个动作的意思是“我在开玩笑”。

“不知道。”

“如果有的话，我那份给你。”

江寻看了他一眼。沈与时的表情很平静，不像是在说一件很大的事，就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或者“中午吃什么”一样随意。但江寻知道他不是在开玩笑——沈与时说“我那份给你”的时候，语气的重心在“给”字上，不是在“你”字上。他在意的不是“你”是谁，而是“给”这个动作本身。他给，江寻收，这件事比谁收、收什么都重要。

“不用。”江寻说。

“为什么？”沈与时问。

“你自己留着。”

“我没什么要买的。”

江寻没有再说话。他知道沈与时不是在炫耀，不是在说“我什么都有了所以不需要奖金”，他说的是真的——他没有什么要买的。因为他什么都有了，崭新的校服，名牌的单车，高档小区里带落地窗的房间，什么都不缺。而江寻缺很多东西，缺一件新的衬衫，缺一个不会断带子的书包，缺一顿不用算计价格的饭。沈与时知道这些，所以他想要把奖金给江寻。不是施舍，不是同情，是——我可以为你做一件很小的事，让你的生活稍微轻松一点点，哪怕只是一点点。

但江寻不能要。不是因为骄傲，不是因为“我不需要别人的施舍”那种硬邦邦的自尊，是因为如果他收了沈与时的奖金，那他和沈与时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了一种“给予”和“接受”的关系，有高低，有上下，有亏欠，有偿还。他不想要那种关系。他想要的是——平等的，并肩的，谁不欠谁的，像红榜上那两个字一样，并排站在一起的。

所以他说“不用”。

他不知道沈与时有没有听懂。

中午。楼梯。

他们一起上楼去天台。江寻走在前面，沈与时跟在后面。楼梯很窄，只能并排走两个人——不，不是“只能并排走两个人”，是“只能并排走两个中等身材的人”。他们两个人走在这条楼梯上，肩膀会碰到肩膀，手臂会碰到手臂，书包会碰到书包。江寻走在前面，沈与时走在后面，两个人之间隔了两级台阶。江寻的脚步很快，沈与时的脚步很慢，但楼梯太窄了，沈与时没有办法超到他前面去，他只能在后面跟着，看着江寻的后脑勺、后背、后腰、后脚跟。

走到楼梯拐角的时候，沈与时突然说话了。

“江寻。”

江寻的脚步顿了一下。只是一下，然后继续走。他的手扶着楼梯的栏杆，栏杆是铁的，漆面斑驳，摸上去凉凉的，有一点锈迹的粗糙感。

“嗯。”他说。

他以为沈与时要说一件什么重要的事。比如“下午的物理卷子你做了吗”，比如“周末还去图书馆吗”，比如“你觉得我们能一直并列第一吗”。他的大脑在那个“嗯”之后的零点几秒里飞速运转，预测了沈与时可能要说的所有内容，列出了可能性从高到低的排序，准备好了对应的回答。他的大脑像一个高速运转的处理器，输入是“沈与时的声音”，输出是“江寻的反应”。

“没什么。”沈与时说，“就是想叫你一声。”

江寻的脚在台阶上停住了。

他站在楼梯的拐角处，一只脚在上一级台阶上，一只脚在下一级台阶上，身体微微前倾，重心在中间。他的右手扶着栏杆，左手垂在身侧，书包带子从肩膀上滑下来了一点。他停在那里，像一尊雕塑，像一张被按了暂停键的DVD，画面定格在那个瞬间——沈与时站在他后面两级台阶上，仰着头看着他，阳光从楼梯间的窗户照进来，落在沈与时的脸上。

“就是想叫你一声。”

没有理由。没有目的。没有“我找你有事”的前提，没有“我有话跟你说”的铺垫。就是单纯地想叫你的名字，想听你回答“嗯”，想确认你在我前面，想确认我喊你的时候你会回头。这是世界上最没有用的事情——叫一个人的名字，不为了任何事。但这也是世界上最有用的事情，因为它在说：你的名字对我有意义，你说“嗯”的声音对我有意义，你在前面走着、我在后面跟着这件事对我有意义。

江寻没有说“你有病吧”。没有说“你闲得慌”。没有说任何一句他应该说的、符合“江寻”这个人设的、冷淡的、疏离的话。

他什么都没说。

他继续上楼。一步，两步，三步。他的脚步比之前慢了一点，慢到沈与时可以从两级台阶的距离缩短到一级。他的后背能感觉到沈与时的存在——不是碰到了，是感觉到了，那种“有人在离你很近的地方”的感觉，像冬天里靠近一个火炉，你没碰到它，但你的脸能感觉到它的温度。

他想：我也是。

他也在心里叫了一声“沈与时”。不是在嘴上叫的，是在心里叫的。嘴唇没有动，舌头没有动，声带没有震动，但那个声音在他的脑子里响了一下，很清晰，很具体，每个音节都很完整——沈，与，时。三个字，三个音节，从舌尖到上颚到喉腔，每一个发音的位置都清清楚楚。

没有什么原因。就是想叫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