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文彬让我跟你说，下学期物理会学力学，很难。他说让你寒假先把前两章预习了，不然到时候跟不上。他是年级前十，力学对他来说当然不难——但他觉得难的东西，你肯定觉得更难。”蔡小勇坐在煤炉旁边喝了一口龚叔泡的苦茶，皱着眉头咽下去，差点吐出来，“这东西怎么跟中药一样。”

“许文彬自己怎么不来？”

“他去厦门了。他姨在厦门，让他去那边上补习班。他们家对他的学习是真的上心，他爸说电脑可以不修，儿子的成绩不能耽误。”蔡小勇放下茶杯，“对了，他还让我告诉你一件事——郭刚的案子判了。”

杨晓东的手指顿了一下。他正在抄货单，笔尖停在纸上洇出一个小墨点。

“少管所。三年。”蔡小勇说，“他叔被判了七年——非法经营赌场、聚众赌博、行贿。数罪并罚。郭刚因为未成年，走的少年法庭。三年已经是最重的处罚了。许文彬他爸在法院有熟人，打听到的。”

三年。杨晓东低头看着货单上那个墨点，墨点正在往四周洇开，像一个微型的黑色烟花。他想起那天晚上在巷子里，钢管砸在他身上的闷响。想起林小禾从三楼摔下来时那声短促的尖叫。想起他爸被辞退后坐在沙发上盯着白酒瓶子发呆的背影。想起他妈跪在医院走廊上的十分钟。三年。他差点死了，林小禾差点死了，他爸丢了两次工作，他妈在无数个深夜里躲在厨房里哭。而那个人只需要在少管所里待三年。

“杨晓东？”蔡小勇看他沉默了很久，有些担心地叫了他一声。

“知道了。”杨晓东把那张洇了墨点的货单从本子上撕下来，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里。他的动作很平静，但林小禾注意到他把货单揉成团的时候，手指捏得特别用力，纸团在他手心里被捏成了一个只有指甲盖大小的硬球。

“你打算怎么办？”林小禾问。

“不怎么办。”杨晓东重新拿起笔，在货单本上写下一个新的日期，“三年以后我上高一。他出来的时候我应该在准备中考。他没机会再打扰我了。”

他说的“没机会”，不是因为郭刚改了，也不是因为他害怕郭刚。他说的“没机会”是自己。他在往上爬。从倒数第十到第二十三，从五十一分的数学到七十五分，从三十八分的英语到五十八分。他爬得很慢，每一步都像在泥沼里跋涉。但他的方向是往上，而郭刚还在原地，甚至更低了。三年后，他们的差距会大到郭刚连他的影子都够不着。这不是报复。这是超越。超越一个人，比报复一个人，更让他觉得值。

林小禾看着他低头写字的侧脸，没有再问。她把英语课本翻到下一页，用手指点着上面的单词，开始考他。她考了他二十个单词，杨晓东拼错了三个。他把错词抄在本子上，每个抄三遍。旁边龚叔的茶壶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炉子里的煤球烧得通红。店里很安静，只有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茶壶沸腾的声音和巷子里偶尔传来的摩托车声。天已经黑了，林小禾该回家了。但她没有走。她把英语课本翻到下一篇课文，说：“我们再背一段课文。背完了我走。”

他们背了。背的是初二上学期的一篇课文，题目是“Never Give Up”——永不放弃。课文的最后一句话是：“If you never give up, you will succeed one day.”如果你永不放弃，总有一天你会成功。林小禾念完这句话，把课本合上，看着杨晓东的眼睛。她的嘴唇动了动，好像想说点什么，但最后只是笑了一下。

“走吧。天黑了。我送你到巷口。”杨晓东站起来，帮她把书包递过去。他们走出店门，巷子里的路灯亮着一盏，橘黄色的光投在地面上，形成一个小小的光圈。林小禾推着自行车走了几步，忽然回头。

“杨晓东。如果你考上了一中，你最想做什么？”

“去海边。”杨晓东说，“找一个人。”

林小禾没有问那个人是谁。她点了点头，骑上自行车走了。她的影子在路灯下越来越长，最后消失在巷口的拐角。杨晓东站在店门口看着她的背影，直到再也看不见了，才转身走回店里。煤炉里的火还在烧，茶壶还在咕嘟咕嘟地响。他坐下来，翻开林小禾留下的英语课本，把那篇“Never Give Up”又读了一遍。

“If you never give up, you will succeed one day.”

他把这句话抄在单词本的反面，用红笔画了一个圈。

正月初十，寒假结束，初二下学期开学。

杨晓东走进校门的时候，注意到公告栏上贴了一张红色的喜报——是上学期期末考试的全年级排名前五十的光荣榜。最上面一排是许文彬的名字，班级初二（五）班，年级排名第四。杨晓东在那张红纸上扫了一遍，当然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他的全班第二十三名在年级里大概排到两百名开外了。但他没有像以前那样直接走开。他在公告栏前站了一会儿，看着第一名的名字，又看了看最后一名的名字。最上面的名字他认识——黄思远，全年第一，每次升旗仪式都是他上去发言。最下面的名字他也认识——是七班一个留级生，去年在郭刚那边混的，郭刚出事以后他也没心思读书了。他站在公告栏前，从第一名看到最后一名，把整个排名图印在脑子里。然后他转过身，拄着拐杖——不对，他的拐杖已经扔了，他的腿已经不跛了——走向教学楼。

初二的第二学期，节奏明显比上学期更快了。各科老师都在赶进度——陈国栋说初二下是整个初中最关键的一个学期，函数学不好，初三的二次函数和三角函数就更难跟上；物理的力学是整个中考的重灾区，每年都有大批学生在力学题上翻车。杨晓东感觉自己像被人从一列慢车上拽下来扔进了一列快车，车速比以前快了一倍，车窗外的风景刷刷地往后退，他抓不住任何一个细节，只能拼命地记，拼命地背，拼命地在课堂上睁大眼睛盯着黑板，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知识点。但他没有像以前那样一落后就放弃。他落下的内容太多了，一时半会补不完，但他不再急躁。他把许文彬的预习笔记摊在课桌上，课前看一遍，课上听一遍，课后抄一遍。三遍下来，就算不能完全掌握，也至少有了个大概的印象。许文彬说这叫“三明治学习法”——课前预习是面包，课堂听讲是肉饼，课后复习是另一片面包。三片夹在一起，知识就跑不掉了。

林小禾还是每天早上往他课桌上放一盒糯米团子。她做了一整个寒假，开学以后也接着做。芝麻馅的，花生馅的，偶尔还能吃到一盒红豆馅的——她说那是她在菜市场看到卖红豆的便宜，买了一斤回来试着做，结果发现口感还不错。杨晓东问她红豆多少钱一斤，她说三块五。杨晓东就偷偷往她铅笔盒里塞了五块钱。第二天林小禾发现了，把钱退回来，还附了一张便签纸：“我的糯米团子不收钱。再给钱我就做苦瓜馅的。”杨晓东看着那张便签纸，笑了一下——一个真正的、嘴角上扬的笑，把他脸上那几道伤疤都扯得没那么难看了。他小心翼翼地把便签纸折好放进右边口袋里，跟之前那五张放在一起，再也没提过给钱的事。

三月初的一个下午，杨晓东在操场上看到了一个让他浑身血液都凝固了的背影。

那个人站在芒果树下——新叶子刚抽出来，嫩绿嫩绿的——穿着一件黑色的夹克，不是校服。他的头发剃得很短，几乎能看到头皮上那道三四厘米长的旧疤。他的个子比去年更高了，肩膀也更宽了，站在那里跟几个初三的男生说话，手里叼着一根烟，烟雾被海风吹得向后飘去。杨晓东的脚步钉在了原地。他的左腿突然疼了起来，不是真的疼——是一种记忆中的疼。骨头记住了那个雨夜，记住了钢管砸在身上的频率，记住了巷子里的积水和血腥味。当身体看到那个施加暴力的源头时，骨头比大脑先做出了反应。

郭刚。

他出来了？杨晓东的第一反应是不可能。郭刚被判了三年，按时间算应该还在少管所里。但那个人太像了——身高、体型、站姿、抽烟的手势，甚至连侧脸的下巴弧线都一模一样。杨晓东握着书包带子的手指慢慢收紧。书包带子被他捏得咯吱咯吱响，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他不自觉地往前走了一步，然后又停住了。他眯起眼仔细看了看，那个“郭刚”笑起来的时候露出了一颗金牙——是假的。郭刚没有金牙。郭刚的牙齿很白，是他脸上唯一干净的地方。

不是他。

杨晓东松开书包带子，深深地呼了一口气。他的后背已经出了一层冷汗，把校服衬衫贴在了皮肤上。他靠在操场边的栏杆上，看着那个长得像郭刚的人跟几个初三的勾肩搭背地走了，心里有什么东西在翻涌。不是恐惧——他早就不会因为看见一个人就恐惧了。恐惧是怕他会对自己做什么，而他不怕。他已经挨过了最狠的打，再挨一次也无非是再住一次院。他翻涌的不是恐惧，是愤怒。那种被压了很久很久、以为已经熄灭了的愤怒，在看到相似轮廓的瞬间，像被浇了一桶汽油重新烧了起来。他在栏杆上靠了好一会儿，让海风把身上的冷汗吹干。然后他站直了，拉了拉书包带子，继续往前走。

他不是郭刚。郭刚还在里面。就算郭刚出来了，也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了。他的敌人不是某个人，而是贫穷，是学历，是那个横亘在他和王雅雅之间、深不见底的阶层差距。他的三年之约不是用来恨人的，是用来爬出去的。恨一个人是往下沉，爬出去是往上升。他选了往上升。

三月底，学校的宣传栏里贴出了去石狮一中高中部参观的通知。初二年级每个班选五名学生参加，条件是期中考试年级排名前一百。石狮一中是石狮最好的高中，省重点，每年本科上线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考进一中就等于一只脚踏进了大学。杨晓东站在宣传栏前看着那张通知，看了很久。他的年级排名在两百名开外，没有资格参加。他把通知上的每一个字都读了一遍——参观时间、集合地点、带队老师、行程安排。然后他转过身，走回了教室。他没有资格，但他想看看一中的照片。后来他在石狮一中官网的招生页面上找到了——其实不是他找到的，是他跟许文彬说了以后，许文彬在学校的微机课上偷偷帮他查的，打印了两张黑白的校园照片带给他。一中比三中大得多，教学楼是新的，操场是塑胶跑道，图书馆有五层。照片是黑白的，看不太清楚细节，但他把照片贴在课桌里面，每天早上一到教室就看一眼。看一眼，然后翻开课本。

四月中旬，杨晓东在龚叔的店里算完了最后一笔账，准备收工回家的时候，蔡小勇骑着他的破自行车气喘吁吁地冲到了店门口。他的脸涨得通红，眼睛里有一种杨晓东很久没在蔡小勇脸上见过的东西——那种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担心的慌张。

“晓东——你——你那个——那个女的——”他喘得话都说不完整，“王——王雅雅——她——”

杨晓东手里握着的笔差点掉在地上。他已经快一年没有从别人嘴里听到这个名字了。

“她怎么了？”

“她——”蔡小勇弯着腰喘了好几口，终于把气理顺了，但话从嘴里蹦出来的时候还是磕磕绊绊的，“她转学了。不在泉州了。我同学——就是帮她传过信那个——他跟我说，她爸把她转走了，转到厦门去了。全封闭的学校。全封闭！连手机都不让用！信也要被老师检查！”

杨晓东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店里煤炉上的茶壶咕嘟咕嘟地沸腾着，蒸汽从壶嘴里喷出来，在冷空气中凝成白雾。窗外有摩托车经过，突突突的声音由近及远，最后消失在巷子尽头。

“什么时候的事？”他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蔡小勇更害怕了。

“去年年底。十二月。就是——就是你上次去泉州之后没多久。她爸好像发现了什么，突然就把她转走了。”蔡小勇看着他的脸色，小心翼翼地补充，“我同学也是刚知道的。她走的时候跟谁都没说，连泉州那边的同学都没道别。”

去年十二月。他上次去泉州是十二月中旬。他在校门口对面的人行道上站了两个小时，看到了她，还对着她爸举起了成绩单。那时候王华春隔着马路看着他的眼神——那是一种看到了自己精心构建的世界里出现了一道裂缝时的慌张。他以为那个眼神只是又一次的轻蔑和警告。他不知道那个眼神意味着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她。

全封闭学校。厦门。她连寒假都没有回石狮。她的贝壳碎片只剩十七片——不，他不知道这件事。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只知道她不在泉州了。她被转到了更远的地方，远到他骑自行车骑不到，远到他坐长途汽车也找不到，远到他就算站在校门口对面的人行道上举一百次成绩单，她也看不到。

“晓东？”蔡小勇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我没事。”杨晓东把笔捡起来，放在账本旁边。然后他坐下来，翻开面前的那本英语单词本，拿起笔，继续抄单词。他的手指很稳，笔尖在纸上划过，留下一个个规规矩矩的字母。蔡小勇站在旁边，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看着杨晓东抄完了一整页单词，然后把笔放下，合上单词本，走到店门口。

外面已经黑了。巷子里的路灯亮着，橘黄色的光投在潮湿的地面上，形成一个小小的光圈。冷风灌进巷子，吹得墙角堆着的纸箱沙沙作响。远处八七路的夜市还在喧闹，闽南语歌曲混合着叫卖声，模模糊糊地飘过来。

杨晓东站在店门口，仰头看着夜空。天上没有星星，只有被城市灯火映照成灰黄色的云层。他把手伸进左边口袋，摸到那半块贝壳。贝壳被他的体温焐得很暖，上面那道嵌着暗红色血痕的“东”字已经磨得快看不清了，但还能摸到刻痕的凹凸。他用拇指沿着刻痕的笔画轻轻摩挲——横，竖，撇，捺。然后他把贝壳放回口袋，转过身走回店里。

“小勇。”

“啊？”

“你说厦门那边，全封闭的学校，一年能放几次假？”

蔡小勇愣了一下。“我哪知道。大概——寒暑假吧？”

“寒暑假。”杨晓东重复了一遍，然后坐下来继续翻账本。他的语气平静得让蔡小勇觉得有些发毛，但蔡小勇没有追问。他知道杨晓东的脾气——越是难受的时候，越是沉默。以前他难受的时候会去打架，跟人拼命，把别人打趴下或者被别人打趴下。现在他不会了。他把那些力气都省下来，用来做一件事。用来等。

夜深了，龚叔的店打烊。杨晓东骑着自行车回家，穿过八七路夜市散场后满地狼藉的街道。他骑得很慢，左腿在冷天里更僵了，蹬车的频率比右腿慢半拍。但他一直在骑。他骑过九二路，骑过那片海边，骑过埋着贝壳碎片的那块礁石。海风从漆黑的海面上灌过来，把他吹得摇摇晃晃，他抓紧了车把，没有停下来。他不会再停下来。她不在泉州了，但她还在。她在厦门，在一个他够不到的地方，但她还在等。他相信她还在等。因为她在最后一封信里写了“我等你”又划掉。划掉不代表撤回。划掉是因为她怕这三个字太重了，怕他会被这三个字压垮。但她还是写了。只要她写了，他就不会垮。

他骑到筒子楼下，把车停好，摸黑上了楼。楼道里的灯泡还是坏的，他已经习惯了，闭着眼都能走到三楼。推开家门，客厅里亮着灯。他妈在厨房里洗碗，他爸在沙发上打盹，电视开着但没有人看。茶几上放着一个信封，是学校的减免通知——陈国栋帮他申请的资料费减免批下来了，下学期的资料费不用交。

杨晓东拿起信封，走进自己的小隔间，把门关上。他坐在床边，在台灯下打开了铅笔盒。铅笔盒里还是那些东西——半块贝壳，五张林小禾的便签纸，两张成绩单，一粒米粒大小的贝壳碎片。他把这些东西一件一件地拿出来，在桌上排开。然后他从书包里掏出许文彬打印的一中校园照片，放在所有东西的最上面。他看着那两张黑白照片，看着那座他从未踏足过的校园，在心里把那个倒计时重新算了一遍。

距离三年之约，还有一年零七个月。王雅雅在厦门。他在石狮。他们之间隔了两百多公里，隔了她爸的手段和她妈的控制，隔了阶层和门第，隔了一道又一道他拼了命也跨不过去的墙。但他的成绩已经从倒数第十爬到了第二十三，他的数学从五十一分爬到了七十五分，他的英语虽然还在及格线以下，但他背完了整本单词表。他还有时间。一年多的时间，够他把年级排名从两百名以外挤进前五十，够他考上一中，够他在她回来的那一天，站在石狮最好的高中校门口，穿着崭新的校服，口袋里装着那半块贝壳，对她说一句——我做到了。

他把所有东西收回铅笔盒，关了台灯，在黑暗里躺下来。窗外的海风还在刮，把窗户吹得咯吱咯吱响。他把手放在左边胸口，隔着衣服感觉到贝壳硬硬的边缘。贝壳还在。他的心脏还在跳。他的腿还连在身上。他还活着。活着就要等。等一年零七个月，等寒暑假，等一个穿着白裙子的女孩从厦门回来，推开人群，找到他。

他还不知道，命运并不打算让他等到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