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时予停了一下。“还行。”
石屿川听到“还行”两个字,心里咯噔了一下。这是他以前常说的词。现在从宋时予嘴里说出来,他才知道“还行”有多冷。像一个没有馅的包子,咬下去,只有皮。
“你别学我。”他说。
“学你什么?”
“说‘还行’。”
“那你以后也别说了。”
石屿川咬了咬嘴唇。“好。”
两个人又沉默了。这次的沉默跟之前不一样——不是冷战的沉默,是一种试探的沉默。像两个人站在河的两岸,水很深,他们想过河,但不知道水有多凉。一个人伸了一只脚进去,缩回来了。另一个人也伸了一只脚进去,也缩回来了。水很凉,但他们还是要过。因为对岸有人在等。
“你今天物理课做实验,烧了一个灯泡?”石屿川问。
“嗯。我把正负极接反了。”
“灯泡烧了会不会爆炸?”
“不会。就是闪了一下,灭了。”
“那你有没有被吓到?”
“有一点。”
石屿川想象那个画面——宋时予站在实验台前,手里捏着导线,灯泡闪了一下,他往后退了一步,眼睛瞪得大大的,嘴巴微微张着。那个样子一定很傻。他的嘴角翘了一下。
“你以后接电路的时候小心点。别把实验室烧了。”他说。
“我尽量。”
“不是尽量,是一定。”
“好。一定。”
石屿川的嘴角翘得更高了一点。他靠在床头,把手机换到另一边耳朵。听筒里,宋时予的呼吸声很近,近到像在他耳边。他闭上眼睛,想象宋时予就在他旁边——坐在他床上,靠在他肩膀上,呼吸打在他的脖子上。他想象了一下,睁开眼睛。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海豚在他旁边,没有眼睛。
“宋时予。”
“嗯。”
“你暑假还来吗?”
宋时予沉默了几秒。“你想让我来吗?”
石屿川想了一下。他想。很想。想得心口疼。但他怕。怕宋时予来了之后,看到他的出租屋,看到他的工装外套,看到他手上的茧,会说“哦,原来你是这样的”。然后转身离开。但他又想——如果宋时予真的会转身离开,那他早点知道也好。与其在手机里拖一年两年,不如见一面,死也死个明白。
“想。”他说。
宋时予的呼吸声变了一下——不是变快,是变重了。像松了一口气。
“那我来。”他说。
“你上次说机票两千多……”
“我攒够了。”
石屿川愣了一下。“你攒了多久?”
“三个月。”
三个月。宋时予攒了三个月的零花钱,买一张去临沂的机票。他每天省吃俭用,把那些钱存起来,换成一张机票。那张机票会把他从香港带到临沂,从春天带到春天,从海带到山。石屿川的眼眶热了。
“你来了我请你吃饭。”他说。
“吃什么?”
“煎饼。糁汤。西红柿炒鸡蛋。”
“就这三个?”
“你还想吃什么?”
“你做的都行。”
石屿川的嘴角翘得老高。他把脸埋进被子里,闷声笑了一下。笑完之后他又觉得有点心酸——宋时予攒了三个月的钱来看他,他连一顿好的都请不起。煎饼,糁汤,西红柿炒鸡蛋。最便宜的东西,最寒碜的招待。但宋时予说“你做的都行”。他不挑。他什么都不挑。他只要见石屿川一面。
“那你来了别嫌临沂破。”石屿川说。
“不嫌。”
“别嫌我住的地方小。”
“不嫌。”
“别嫌我做的饭难吃。”
“不嫌。”
“那你还嫌什么?”
宋时予沉默了一秒。“嫌你总说‘还行’。”
石屿川笑了一下。不是闷声笑,是笑出了声。很小声,但宋时予听到了。
“你笑了宝宝。”宋时予说。
“没有。”
“你笑了。我听到了。”
“你听错了。”
“我没有。你笑了。”
石屿川把脸埋进被子里,耳朵红了。他在被子里闷声说了一句“你闭嘴”,但嘴角是翘的。
挂了电话之后,石屿川躺在床上,把手机举在脸前。他翻到宋时予发的那个猫猫蹭脸的表情包,看了很久。猫猫蹭脸,毛茸茸的,软绵绵的。他想起宋时予说“每天至少说一句话”。一句话。听起来好简单。但他知道,这个约定可能坚持不了多久。不是因为他不想说,是因为生活会把这句话冲走。像潮水冲走沙滩上的字——你写的时候很用力,但水一来,什么都没了。
他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把海豚抱进怀里。海豚没有眼睛,但它的嘴还是翘的。它在笑。石屿川看着它笑,自己也想笑。但他没有笑。他只是把海豚抱得更紧了。
香港的夜很亮。
宋时予躺在床上——他和石屿川约定——每天至少说一句话。他提出这个约定的时候,心里没有把握。因为“一句话”太容易了。容易到可以敷衍——“早”“嗯”“吃了”。这些都是一句话。但他说“一句话”的时候,想的不是这些。他不知道石屿川会说什么。他只知道,不管石屿川说什么,他都一定会回。因为他不想再冷战了。冷战的三天,他每天都发“早安”,每天都等回复。他知道石屿川看到了,但他就是不回。他不怪石屿川。他知道石屿川不是故意的。他只是不知道说什么。一个不知道说什么的人,你不能逼他说。你只能等。等他自己想说了,他就会说。
远处的海面上,月光碎成一片银色的光点。潮水今天涨了一点——不是很多,但够了。够他睡一个好觉。
接下来的几天,他们确实每天都说了一句话。有时候是一句“早安”,有时候是一句“晚安”,有时候是一句“今天累不累”。不多不少,就一句。像吃药一样,每天按时按量,不多吃,也不漏吃。但药只能治病,不能让人开心。吃了药,病好了,但你还是你,不会变成另一个人。
一周之后,约定开始松动了。有一天石屿川加班到很晚,回到家已经快十二点了。他洗了澡,躺在床上,想起今天还没有跟宋时予说过话。他拿起手机,打了一个“晚安”,发了出去。发完之后他盯着屏幕,觉得这个“晚安”像一粒止疼药——吃了,不疼了,但没有别的感觉。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发。是因为想发,还是因为答应了?他分不清了。
又过了几天,宋时予发了一条消息——“今天考试,考得不好。”石屿川看到的时候正在整理资料,手指在键盘上敲着数字。他看了一眼消息,打了“没事”,又删掉了。打了“下次加油”,又删掉了。他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他只知道他不想说“没事”——因为有事。宋时予考得不好,他难过。但他帮不了他。他说“没事”像是在敷衍。他最后打了三个字——“吃饭没?”发完之后他觉得这句话好蠢。宋时予在说考试,他问吃饭没。像两个人不在同一个频道上,一个在说AM,一个在听FM,杂音很大,什么都听不清。
宋时予回了一个“吃了”。石屿川看着这两个字,想起宋时予以前会说“吃了,你呢?”现在他不问了。因为知道石屿川会回“吃了”或者“馒头”。问不问,答案都一样。不问,省点力气。
石屿川把手机放在一边,继续整理资料。数字在屏幕上跳来跳去,他一个一个地敲进去,敲到最后一个的时候,他停了一下。他想起宋时予说“每天至少说一句话”。今天的话说完了——“吃饭没?”“吃了。”两句。够了。他把手机放进口袋,关了电脑,下班。
回出租屋的路上,他坐在公交车上,靠着窗户,看着窗外倒退的街灯。他想起宋时予以前会说很多话,说“你今天好可爱”,说“你有没有想我”,说“我想你了”。现在他不说了。不是不想说,是说了也没回应。像对着山谷喊话,喊一声,等回音,等很久,回音才来。来了也是模糊的,听不清说的是什么。
石屿川把额头靠在车窗上,玻璃很凉。
他闭上眼睛,在心里说:宋时予,对不起。我答应你每天说一句话,但我说的那些话,都不是你想听的。但那些你想听到的我说不出口。不是不想说,是不会说。我像一个哑巴,手语也不会,写字也不会。我站在那里,看着你,嘴巴张开又闭上,闭上又张开。你看着我,等我说。我等了很久,你也等了很久。最后你走了。不是因为你不想等了,是因为天黑了,该回家了。
石屿川睁开眼睛,眼眶热热的。他没有哭。他忍住了。他拿起手机,打开宋时予的对话框,打了几个字——“我想你了。”打完之后他看了很久,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删掉了。他发了一个句号。
宋时予回了一个句号。
两个句号,像两颗石子,扔进水里,扑通一声,然后什么都没有了。
石屿川把手机放进口袋,把额头重新靠在车窗上。公交车在夜色中慢慢开着,窗外的灯光在他脸上扫过,一亮一暗,一亮一暗。他在光里闭上了眼睛。他没有睡着。他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宋时予永远在包容他?明明他比宋时予大一岁。他应该是那个包容的人,应该是那个说“没关系”的人,应该是那个在冷战三天之后先打电话的人。但他不是。他永远是被包容的那个,永远是被哄的那个,永远是在等电话的那个。他觉得自己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躲在宋时予的伞下面,雨淋不到他,风也吹不到他。但他知道,那把伞不是为他一个人撑的。宋时予也会累。他撑不住了,伞就会倒。雨会淋下来,风会吹过来。他会被淋湿,会被吹倒。
到那个时候,他连一句“对不起”都说不出来了。一句“对不起”不能挡雨,不能挡风,不能让一把倒了的伞重新撑起来。
他睁开眼睛,看着窗外的夜色。临沂的夜很黑,黑到看不见自己的手指。他在那片黑里,慢慢地、慢慢地沉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