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宋时予还没睡。

合上物理练习册的时候，手腕酸得抬不起来。他揉了揉眼睛，眼皮重得像灌了铅。台灯的光照在书桌上，照出他刚写完的那行字——最后一道大题的答案，字迹已经有点歪了。

他靠在椅背上，仰起头，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那道裂缝依旧待在那，从灯座延伸到墙角，像一条干涸的河流。他看了这道裂缝快一年了，从来没觉得它好看，也没觉得它难看。它就在那里，不声不响，跟他一样。

手机放在桌角，屏幕是暗的。他拿起来，点开石屿川的对话框。最后一条消息是石屿川发的“晚安”二字。

没有标点符号，没有表情包。

宋时予盯着那两个字，拇指悬在屏幕上方。他想打语音过去，想听听石屿川的声音。今天做了太多题，脑子像被塞满了棉絮，闷得慌。他想听到那个硬邦邦的、带着山东口音的声音，哪怕对方只是骂他一句“有病”，他也觉得舒服。

但他看了一眼时间——凌晨两点十分。石屿川明天要面试。上次聊天的时候石屿川提过一嘴，说周五有个面试，工地的资料员岗位，比现在这个监理助理轻松一点，工资也多不了几百，但至少不用天天跑现场。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淡，好像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但宋时予知道他在意——他特意说了面试时间，周五上午九点。

现在已经两点多了，石屿川肯定睡了。宋时予把手指从语音按钮上移开，退出了对话框。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香港的夜不是黑的，是橙色的——路灯、霓虹灯、24小时便利店的灯光，把天空染成一片浑浊的橘。远处的维多利亚□□沉沉的，看不见海水，只能看见对岸高楼上的光点，一格一格的，像谁撒了一把碎玻璃。

他想起石屿川说过，临沂的夜是黑的。真正的黑，黑到看不见自己的手指。他从来没在那种黑里待过，但他想象过——一个人躺在出租屋里，关掉灯，伸手不见五指。那种黑，会不会让人害怕？还是说，习惯了就不怕了？

他站了一会儿，觉得有点冷。香港的二月不算冷，但夜深了，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带着海水的腥味。他关上窗，回到书桌前，把台灯关了。房间里暗下来，但不是临沂那种黑——窗帘外面透进来的光，把墙壁染成淡淡的橘色。他躺到床上，拿起手机，又看了一眼石屿川的对话框。他打了一行字：“晚安。面试加油。”发完之后他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翻了个身。

他没有立刻睡着。他在想石屿川明天面试会穿什么。他没有正装，只有那件洗得发白的工装外套。他会不会紧张？会不会说话结巴？会不会被问到不会的问题？宋时予想象不出那些画面，因为他对“面试”这个词的理解，只停留在电视剧和电影里——穿西装，打领带，坐在会议桌对面，说“我很期待加入贵公司”。

可石屿川的面试不一样。

宋时予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他想起石屿川说过他只是一个17岁的高中生，懂什么社会。他不懂。他真的不懂。他连面试都没经历过，连简历都没写过，连被拒绝的滋味都没尝过。他只知道做题，做对了就得分，做错了就扣分，答案永远只有一个。但石屿川的世界里，没有标准答案。他每走一步都是在猜，猜对了不一定得分，猜错了一定会被骂。

宋时予闭上眼睛。他在心里说：石屿川，明天的面试，你一定能过。虽然我不知道“过”是什么意思，但我希望你能过。过了之后，你会不会开心一点？哪怕一点点。

他没有说出口。这些话卡在喉咙里，像一颗没咽下去的药片，苦的，但吞不下去也得吞。

凌晨两点半，香港的夜还是很吵。远处有摩托车的轰鸣声，楼下有野猫的叫声，隔壁有人在看电视，声音模模糊糊地传过来。宋时予在这些声音里翻来覆去，最后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

临沂的早晨来得很早。

石屿川醒来的时候，天还没亮透。五点半，窗外是灰蓝色的，像一块被水洗过的旧布。他摸到手机，屏幕的光刺得他眯起眼睛。宋时予发了一条消息，发送时间是凌晨两点多——“晚安。面试加油。”

他看着这行字，看了很久。凌晨两点多。宋时予凌晨两点多还没睡。他在干嘛？做题。一定是做题。高二下学期，功课越来越重，他每天都要熬到很晚。石屿川知道，但他从来没有说过“你别熬太晚”。因为说了也没用。宋时予不会听，他也不会听。他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转，谁也没办法让谁停下来。

石屿川想回点什么。他打了“早安”，盯着这两个字看了几秒，觉得太轻了。删掉。打了“你昨天怎么那么晚睡”，又觉得像在质问。删掉。打了“我今天面试”，又觉得像在汇报。删掉。他打了好几遍，删了好几遍，最后只发了一个句号。

句号。没有文字，没有表情，就是一个点。但宋时予会懂的。他什么都能懂。石屿川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坐起来。窗外的天还是灰蓝色的，临沂的早晨没有香港那么吵。这里没有摩托车，没有野猫，没有隔壁的电视声。只有偶尔驶过的电动车声，和远处公鸡的打鸣声。

他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工装外套。今天面试，他没有别的衣服。这件外套他穿了一年多，袖口已经磨毛了，领子黄黄的。他把领子翻起来看了看，又翻下去了。无所谓。面试他的是一个工头，不是HR。人家不会在意他穿什么，只在意他能不能干活。

他去厕所洗了把脸，对着镜子看了一眼自己。眼睛下面有黑眼圈，昨晚没睡好。他在想今天面试的事，想会不会被拒绝，想拒绝了怎么办。想着想着就睡不着了，翻来覆去到凌晨才迷糊过去。他看着镜中的自己，觉得那张脸有点陌生——不是长相变了，是眼神变了。以前他的眼睛里有火，烧得很旺，烧得他自己都控制不住。现在那团火还在，但小了很多，像蜡烛烧到最后，只剩一点光，风一吹就灭。

“你19岁了。”他对镜子里的自己说。不，他还没到19岁。他18岁。但他觉得自己已经很老了。不是年龄的老，是心老。像一个用了很久的齿轮，转起来还是能转，但每转一圈都会嘎吱嘎吱地响，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卡住。

他出了门。临沂的早晨很冷，二月的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他缩了缩脖子，把手插进口袋里。口袋里有一张皱巴巴的纸，是他的简历——其实算不上简历，就是一张纸上写着他的名字、年龄、学历、工作经历。工作经历只有一条：某某工地监理助理，两个月。他看着这张纸，觉得它像一份病历，上面写满了他“不够好”的证据——大专在读，没有证书，没有经验。

他把简历折好，塞回口袋。公交车来了，他上了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窗外，临沂的街道慢慢地亮起来。路灯灭了，早餐摊子冒起了热气，煎饼的香味从窗外飘进来。他想起宋时予说过“你来临沂的话我请你吃煎饼”，嘴角动了一下，但很快又垂下去了。宋时予还没来临沂。暑假还早。暑假会不会来，还不知道。机票那么贵，他会不会舍不得？或者来了之后，看到临沂这么破，会不会失望？

石屿川把额头靠在车窗上，玻璃很凉，凉得他太阳穴发疼。他看着窗外倒退的街景，想起昨晚做了一个梦。梦里他站在一片海滩上，海水是灰蓝色的，跟临沂的天一样。他往前走，想走到海里去，但每走一步，海水就退一步。他走，它退。他跑，它退得更快。最后他站在干涸的沙滩上，看着远处的海平线，怎么也够不到。醒来的时候，他躺在床上，心跳很快。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做这个梦，但他知道那片海是谁。

公交车到站了。石屿川下了车，走进工地。面试的地方在工地的办公室里，一间铁皮屋子，里面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饮水机。工头姓王，四十多岁，胖，说话的时候喜欢用手指敲桌子。他看着石屿川的简历，皱了皱眉，问：“大专没毕业？”

“在读。”

“那你能干多久？”

“能干多久就干多久。”

王工头看了他一眼，好像对他的回答不太满意。他又问：“会看图纸吗？”

“会。实习的时候学过。”

“能加班吗？”

“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