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想，北京的天上有没有这么多星星。

应该没有吧。林知夏说过，北京的光太亮了，亮得星星都看不见了。但他不在乎了。看不见星星，他还能看见别的——长安街的华灯，天安门的城楼，颐和园的昆明湖，还有那些他只在课本上见过的、从未亲眼目睹的广阔天地。

他把录取通知书从口袋里掏出来，借着月光又看了一遍。月光下的字迹有些模糊，但每一个字他都认得，每一个字都像是烙在了他的眼睛里。

赵清荷从灶屋里端了一碗绿豆汤出来，放在他身边，没有打扰他，转身回了屋。绿豆汤还冒着热气，碗底沉着几颗红枣，红红的，在月白色的瓷碗里格外显眼。

赵明远端起碗，喝了一口，绿豆煮得很烂，沙沙的，甜甜的，和赵清荷这个人一样，不张扬，不起眼，但每一口都让人觉得踏实、安心。

他把碗放在石阶上，仰起头，继续看星星。

天空那么大，星星那么多，而他要走了。去往比星星更远的地方，去往那个叫做北京的城市。他要把枫树坪的山、枫树坪的水、枫树坪的人，和这十七年的苦与乐，全装在心里，一起带走。

八月，升学宴。

枫树坪有史以来第一个考上北京的大学生，全村人都来祝贺。周支书在打谷场上摆了十五桌流水席，鸡鸭鱼肉全部管够，啤酒白酒随便喝，鞭炮放了整整三千响，炸得满地的红纸屑像是给打谷场铺了一层红地毯。

张翠花掌勺，从早上五点就开始忙活，切菜、炒菜、装盘，一个人顶三个用。赵东赵西两兄弟负责端菜，在打谷场和灶屋之间来回跑，跑得满头大汗，但脸上的笑容比谁都灿烂。周光明负责主持，他站在打谷场正中间，手里拿着一个从村小学借来的扩音器，推了推眼镜，清了清嗓子：“各位乡亲父老，今天是我们枫树坪的好日子！赵明远考上了北京理工大学，这是我们村几十年来第一个考上北京的大学生！”

台下掌声雷动。

“下面请赵明远同学讲几句！”

赵明远被推到了人群前面。他穿着林知夏寄来的那件白色T恤，站得笔直，手里没有拿扩音器，因为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张了张嘴，看了看台下那些熟悉的面孔——周铁栓、周光明、张翠花、赵东赵西、周支书、奶奶、父亲、赵清荷。他深吸了一口气，说了一句话：“我会回来的。”

声音不大，但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听见了。

周铁栓坐在人群后面，手里端着一杯酒，没有喝，看着赵明远站在打谷场上，被全村的人围着，被阳光照着，像一棵刚刚破土而出的竹子。老头儿的嘴唇动了动，好像在说什么，但谁也没听见。

宴席结束后，赵明远一个人去了趟山上。他走过那些走过无数次的山路，路过那些挖过无数次药材的坡地，在那株系了红布条的七叶一枝花面前蹲下来。植株已经很高了，茎杆有大拇指粗，叶轮舒展着，像是撑开的一把绿伞。他用手扒开根部的泥土，看到了露在外面的根茎——已经有拳头大了，肉质饱满，白中带黄，再过一年就能挖了。

他在那株重楼旁边坐了很久，坐到太阳西斜，坐到晚霞烧起来，坐到天边的云被染成了橘红色。他拿出随身携带的小锄头，在那株重楼旁边挖了一个小坑，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张纸条，上面写着：赵明远，北京理工大学，2003年9月。他把纸条用塑料袋包好，放进小坑里，盖上土，踩实。

这是他和这座山之间的约定。不知道多少年后，如果有人在这株重楼旁边挖到这张纸条，会知道有个叫赵明远的少年，在这个夏天，从这里出发，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下山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他走在山路上，手里握着那把小锄头，背上的竹篓空空荡荡的，没有装任何药材。他走得很快，不是因为赶时间，而是因为他想早一点回到那个院子，见到那个在灶屋里忙碌的人。

快到村口的时候，他看见了大樟树下那个熟悉的身影。赵清荷站在树下，手里打着一只手电筒，手电筒的光在黑暗中晃动，像一只焦急的萤火虫。她的头发被风吹得乱蓬蓬的，那双天蓝色的凉鞋上沾满了灰尘，但她脸上带着笑，那个笑容在夜色中发着光。

“哥，你怎么才回来？饭都凉了。”

赵明远加快脚步，走到她面前。他看着她，忽然伸出手，把她头发上沾的一根稻草摘下来，扔在地上。

“走吧，回家。”他说。

赵清荷关掉手电筒，跟在他身后。月光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地上，一前一后，一长一短，像两条永远不会相交的平行线，但只要月光在，它们就会一直在一起。

九月一号，赵明远最后一次以枫树坪村民的身份，在自家的田里干了一整天的活。

他把三亩水田的水全部换了一遍，把菜园的土全部翻了一遍，把柴房的柴火码得整整齐齐，把猪圈的栅栏全部加固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