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树坪有一棵大樟树，要三个人才能合抱，据说是明朝时候一个赵姓祖先从江西迁过来时种下的，树龄比这个村子里任何一个人都老。大樟树的树冠像一把撑开的巨伞，遮住了半亩地的阴凉。树下常年聚着人，夏天乘凉，冬天晒太阳，东家长西家短的消息就在这里流转。赵明远每天早上从这里经过去上学，傍晚从这里回来，有时候会停下来听两句，但更多的时候是低着头匆匆走过，像一个过客。

但枫树坪的人都知道赵家那个沉默寡言的大儿子和他那个总跟在后面的小女儿。毕竟在这个村子里，十五岁的少年扛起一个家的事，不是每天都能见到的。

周铁栓今年五十七岁，是村里唯一一个打过抗美援越的老兵。他的右小腿在战场上被弹片削掉了一块骨头，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但他从来不拄拐杖，他说拐杖是没骨气的人才用的东西。他喜欢坐在大樟树下的一把旧藤椅上，那椅子是他自己用山上的藤条编的，坐了三四年了，藤条磨得油光发亮，坐上去吱呀吱呀地响。他的脸上有几道深深的沟壑，像被犁铧翻过的地，每一条皱纹里都藏着故事。他常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短袖，左胸口绣着一个已经模糊了的红五星，领口敞开着，露出锁骨下面一道狰狞的伤疤——那是被弹片划的，离喉咙只有两指宽。

周铁栓在村里是个特殊的存在。他的儿女都在外面，大儿子在深圳打工，二女儿嫁到了隔壁县，三儿子在广州做生意。按理说他不缺钱，儿女每年都往家里寄钱，但他就是闲不住，一个人在屋后的荒地上开了两亩菜园，种了十几种蔬菜，吃不完的就挑到镇上去卖。他的老伴前年走了，走的那天他还在菜园里浇水，是邻居跑去叫他的，等他赶回去的时候，老伴已经闭上了眼睛。从那以后他的话就更少了，每天除了种菜就是坐在大樟树下发呆，偶尔有人跟他搭话，他三句两句地回，绝不多说一个字。

但他对赵明远不一样。

赵明远第一次挖黄精，就是周铁栓指点的。那是去年秋天的事，赵明远在山脚下的一片松毛地里看到几株叶子奇怪的植物，蹲在边上看了半天，不知道是什么。周铁栓正好从旁边路过，停下来看了一眼，说了一句“黄精，挖回去晒干了能卖钱”，然后就走了。赵明远追上去问他怎么挖、什么时候挖、挖了卖给谁，周铁栓不耐烦地摆了摆手，说了句“找老周头去，我不懂”。但第二天，赵明远发现他家门口的石阶上放着一本破旧的《中草药手册》，书页已经黄得发脆了，边角都卷了起来，里面夹着几片干枯的草药标本。书上面压着一块石头，石头上放着一张烟盒纸，纸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字：“看完还我。”

那本手册赵明远看了三个月，翻来覆去地看了十几遍，把书脊都翻断了，又用麻绳缝好，才还给周铁栓。还书那天，周铁栓打开翻了几页，鼻子哼了一声，说：“你倒是看得仔细，书都快被你翻烂了。”然后把书塞回屋里，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把窄刃锄头，“老周头以前常用的，他走了，你接着用。”那把锄头赵明远用到了现在，锄刃磨短了一截，但依然锋利，挖药材的时候从不伤根。

从那以后，赵明远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找周铁栓，问一些药材的事。周铁栓虽然嘴里说“烦不烦”“你自己不会看啊”，但每次都会给答案。他教赵明远认茯苓——找那些长势不好的松树，树根底下地面隆起的地方，十有八九有茯苓；他教赵明远认半夏——叶子是三片小叶子组成一片大叶子的形状，夏天开绿色的小花，像蛇的舌头；他教赵明远认天南星——和半夏长得很像，但更大，块茎有毒，要炮制过才能入药。

周铁栓对赵明远的感情很复杂。一方面他欣赏这个孩子的懂事和吃苦耐劳，另一方面他又心疼——十五岁的年纪，在他那个年代虽然已经能扛枪打仗了，但和平年代的孩子不该吃这种苦。他有时候会看着赵明远在山上挖药的背影发呆，然后摇摇头，嘀咕一句“造孽啊”，点一根烟，慢慢抽完。

“铁栓叔，赵明萧远有一次在山上碰见周铁栓，犹豫了半天才开口，“你以前打仗的时候，怕不怕？”

周铁栓正在挖一株何首乌，听到这话，手里的动作顿了一下。他没有抬头，继续挖，挖了好一会儿才说：“怕。谁不怕？枪子儿不长眼，打在身上就是一个洞。但怕归怕，该上的时候还得上。你不上，你身后的兄弟就得替你上。”

赵明远蹲在旁边听着，若有所思。

“你小子问这个干什么？”周铁栓抬起头来，眯着眼睛看了他一眼，“你那点事算什么？打仗比这苦一万倍。你这才哪儿到哪儿。”

赵明远点了点头，没有再问。

周铁栓把何首乌从土里拔出来，抖掉泥，放到鼻子底下闻了闻，满意地咂了咂嘴。他站起身的时候腰有些直不起来，扶着锄头把缓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地直起腰。他看着赵明远，嘴角动了动，说了一句让赵明远记了很久的话：“小子，你跟别人不一样，你是块好料子。别被这山沟沟困住了，往外走，外头的天地大得很。”

说完他就扛着锄头走了，一瘸一拐的背影在夕阳下拖得很长很长。

如果说周铁栓是赵明远的另一个师父，那么张翠花就是赵清荷的半个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