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翠花今年四十二岁，是村里最能干的女人之一。她长得壮实，一米六几的个子，一百五十多斤的体重，手臂粗得像男人的小腿，一把能提起百来斤的谷子。她是枫树坪最能说会道的女人，声音大得能传到隔壁村去，笑起来整条路都能听见，骂起人来也能把人的祖坟刨出来。她的男人叫赵德厚，是个老实巴交的泥瓦匠，一年到头在外面给人家盖房子，很少在家。张翠花一个人拉扯着三个孩子，还要种六亩地，喂十几只鸡鸭，养两头猪，家里家外一把抓，从没听她喊过一声累。

张翠花住在赵远家隔壁，两家只隔着一道矮墙。赵清荷从小就是吃张翠花的奶长大的——赵清荷的母亲生她的时候奶水不足，张翠花那会儿正好也在奶自己的一对双胞胎儿子，奶水多得胀得疼，就把赵清荷抱过去喂了。那对双胞胎儿子现在十三岁，比赵荷大一岁，一个是赵东，一个是赵西，都是初中生，个子已经蹿得比赵清荷高了。

张翠花对赵清荷好，那是真的好。不是那种客客气气的、隔着一层的好，而是实打实的、亲闺女一样的好。赵清荷的衣服破了，她拿回家缝；赵清荷家里没菜了，她从自家菜园里摘了送过去；赵清荷的母亲去了浙江，张翠花把赵清荷叫到自己家里，煮了一碗红糖鸡蛋给她吃，说：“你妈不在，还有我呢。你要是觉得委屈了，想哭了，就到婶子这儿来。”

赵清荷在张翠花面前哭过两次。一次是母亲刚走的那几天，她半夜里睡不着，听到隔壁院子里有动静，爬起来一看，张翠花正在院子里收衣服。她隔着矮墙喊了一声“婶子”，张翠花走过来，看见她满脸是泪，二话没说把她从矮墙上抱了过去，搂在怀里，让她哭了个够。赵清荷哭完了，张翠花用毛巾给她擦了脸，说：“哭完了就没事了。明天太阳还照常出来。”另一次是赵清荷的凉鞋坏得不能再穿了，她又没有别的鞋，光着脚在院子里走。张翠花看见了，骂了一句“赵建国这个不中用的”，然后从屋里拿出一双自己做的布鞋，黑色灯芯绒面，千层底，纳得密密实实的，递给赵清荷：“先穿着，婶子再给你做新的。”赵清荷接过鞋的时候，眼泪又下来了。

张翠花最大的本事是做饭。她做的血粑鸭在整个枫树坪都是出了名的，连镇上饭馆的老板都来取过经，她不肯教，说“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她把糯米和鸭血拌在一起，灌进洗干净的猪肠衣里，用细绳扎成一段一段的，挂在灶台上方用柴火熏。熏好的血粑切成薄片，油锅里先炒干辣椒和姜片，再放鸭肉煸炒，最后下血粑，加水焖煮。血粑吸饱了鸭肉的汤汁，软糯入味，鸭肉也因为血粑的加入多了一层黏稠的口感，两种食材互相成就，好吃得能把舌头都吞下去。

每次赵清荷家里做了什么好吃的，张翠花都会端一碗过来；每次赵清荷家里没什么吃的了，张翠花也会端一碗过来。两家之间的那道矮墙，与其说是墙，不如说是一个传递东西的台子。一碗菜、一叠衣服、一把锄头、几个鸡蛋，隔着墙就能递过去，方便得很。

“翠花婶子，我以后要是挣了钱，第一个孝敬您。”赵清荷有一次坐在张翠花的灶屋里，看着她炒菜，突然说了这么一句。

张翠花正在往锅里倒酸豆角，头都没抬：“孝敬我什么？你把你自己的日子过好了就是孝敬我。你要是能考上大学，到城里去，我比你妈还高兴。”

说完她自己又笑了，用手背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露出胳膊上那个被咸菜卤汁染得发黄的袖套。

赵清荷看着她在灶台前忙碌的背影，觉得那背影和母亲的有几分相似，胖一些，更壮实一些，但一样让人安心。

周光明今年二十六岁，是村里唯一一个读完高中的年轻人。他本来有机会考大学的，成绩在班上排前十，但那年考试的时候发烧，烧到了三十九度半，考场上脑子昏昏沉沉的，考砸了，差十几分没考上。第二年他想复读，家里没钱——他父亲那年刚好得了肝病，看病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还欠了一屁股债。他就没再考了，回了村，在村小学当代课老师，一个月工资两百块。

周光明是个中等身材的年轻人，长得斯斯文文的，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镜片厚厚的，把眼睛放大了，显得整个人很有学问的样子。他喜欢穿白色的衬衫，领子永远是洁净的，扣子系到最上面那颗，即使是在农忙时节在地里干活的时候也是这样。他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露出一片光洁的额头。他说话声音不大，但是很清楚，每一个字都咬得很准，不像村里其他人那样说话含混。

他是赵明远的语文老师、班主任、以及半个兄长。

赵明远在镇上的初中读书，周光明本来不应该出现在那里的，但他是镇中学的毕业生，和那些老师都熟悉，经常跑去学校借书、打听信息，顺便关照一下赵明远的功课。他对赵明远说过的一句话是：“你是枫树坪这几十年来最聪明的孩子，我不能让你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