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的五六块钱一斤，这块四斤，能卖二十多块。”赵明远把茯苓放进竹篓里，又开始挖旁边那几块小的，“晒干了价格更高，但茯苓这东西不好晒，容易裂，裂了就掉价。”

他们在那片松树林里转了大半天，一共挖到了三窝茯苓，大大小小十几块，加起来差不多有十二三斤。赵明远估算了一下，鲜货能卖六七十块钱，这是今年以来单次收入最高的一次。他把那些小的、还没长成的茯苓留在了土里，又把挖开的坑重新填好，踩实。老周头教过他，茯苓的生长周期比黄精长，一窝茯苓挖走了，至少要再过三四年才会有新的长出来。但如果你把那些小的留下，把土填回去，来年它们还能继续长大。

回去的路上，赵清荷背着竹篓，竹篓里装满了茯苓，压得她走路的时候身子微微往前倾。赵明远要背，她不让，说哥哥今天挖茯苓挖得手都起泡了，该她背。赵明远拗不过她，就走在后面，时不时用手托一下竹篓的底部，给她减轻一点重量。

秋天也是忙着收庄稼的时候。

三亩水稻已经黄了，沉甸甸的稻穗弯着腰，风吹过去，整片稻田像金色的海浪一样起伏。赵明远请了三天假，和父亲一起割稻子。赵建国虽然腿不方便，但坐在田埂上割稻还是可以的，他把镰刀握在手里，一把一把地割，割下来的稻子整齐地码在身后。赵明远在田里割得更快，他弯着腰，左手抓住一把稻秆，右手的镰刀一挥，唰的一声，稻秆应声而断，那声音清脆利落，像把秋天的空气都割开了一道口子。

赵清荷负责把割下来的稻子捆成捆，抱到打谷机旁边。打谷机是脚踩的那种，赵建国坐在机器前面，一只脚踩着踏板，带动滚筒转动，萧远把一捆一捆的稻子递给他，他把稻穗塞进滚筒里，谷粒被打下来，哗啦啦地落进谷仓里。稻屑和碎叶飞起来，落在人身上，扎得脖子和手臂又痒又疼。

林知夏要是在场，大概会吃惊于赵明远竟然会踩打谷机——那玩意儿需要双脚配合，一只脚踩下去了另一只脚要抬起来，保持一个匀速的节奏。但赵明远踩得很稳，节奏不紧不慢，像是踩了很多年。事实上他也确实踩了很多年，从八岁开始，每年秋天他都是站在打谷机前面的人。

那三天里，赵明远每天天不亮就下田，一直忙到天黑。他的手上磨出了新的水泡，水泡破了以后变成血泡，血泡干了变成茧子。他的腰弯得久了，直起来的时候要扶着膝盖慢慢站，像一棵被风吹弯了的小树好不容易才挺直了身子。他的脸被秋日的太阳晒得更黑了，脖子后面晒脱了一层皮，露出粉红色的新皮。

赵清荷比他好不到哪里去。她在田里跑来跑去，小腿上糊满了泥巴，头发上沾着稻草屑，脸被稻芒扎得红红的，像生了疹子。但她从来不叫苦，也不叫累，反而在休息的时候会跑到田埂上摘几朵野花，插在草帽上，笑嘻嘻地问哥哥好不好看。

三亩水稻收完，晾晒了两天，打出来的谷子装了几十个蛇皮袋，堆在堂屋里，几乎占了半间屋子。赵建国坐在粮食堆旁边，用手捧了一把谷子，看着掌心里那些金灿灿、饱满的谷粒，脸上露出这大半年来少有的笑容。他对赵明远说：“今年的收成还行，够吃，还能卖一些。”

赵明远嗯了一声，心里算了一下账。稻谷留够全家一年的口粮，多余的卖给粮站，大概能卖三四百块钱。三四百块钱，是母亲在浙江打工半个月的工资，但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很大的一笔收入了。

旱地里的花生也熟了。收花生比收水稻轻松一些，但更费手。赵明远和赵清荷蹲在地里，抓住花生的茎叶用力一拔，一串串花生从土里被带出来，带着泥土的湿润和清甜。他们把花生从根上摘下来，扔进竹篮里，摘得手指都疼了。赵清荷的手指甲断了两只，用胶布缠了缠，接着摘。摘下来的花生要挑一个晴天晒干，一部分留着过年的时候炒着吃，一部分榨油，剩下的卖给镇上做花生糖的人家。

红薯是最后收的。收红薯的活儿萧建国也能干，他用窄锄头把土垄刨开，一个个红皮红薯就露了出来，有的长得又大又圆，有的瘦长扭曲，但味道都一样——又粉又甜，蒸熟了咬一口，满嘴都是秋天的味道。赵清荷最喜欢吃红薯干，奶奶把红薯煮熟了切成条，在太阳底下晒半干，收在坛子里，什么时候想吃就抓一把，又甜又有嚼劲。

地里忙完了，山上的事儿还没有完。十月中旬是采野菊花的时节。野菊花在山坡上、田埂边、路旁随处可见，一丛一丛地开着，金黄色的花朵只有指甲盖大小，花瓣细密，花蕊深黄，凑在一起像一片片碎金。赵明远和赵清荷采野菊花不用走远，村子附近的田埂上就有很多。他们一人拿一个布袋，把那些还没完全盛开的花苞掐下来，掐了一天，两个人加起来采了差不多五六斤鲜菊花。晒干了能缩水到一斤多，卖给陈老板做菊花茶，一斤干花能卖到二十多块钱。

采野菊花的时候，赵清荷突然想起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