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海的追悼会在殡仪馆的小厅里举行。来的人不多，除了家人，就是几个同事。他的父母从老家赶来，母亲哭得站不住，被两个人架着；父亲没有哭，站在棺材旁边，一只手扶着棺材沿，另一只手在抖。

于海没有遗言。他没有留信，没有发朋友圈，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为什么要跳下去。他只是从那个阳台上纵身一跃，像一片落叶，无声无息地飘落到地面上。他不想说，也许他觉得说了也没用，也许他已经累到不想说了。

苏棠后来去了一次那个售楼处。门口的红毯已经换了新的，气球拱门也重新扎了，横幅换成了“某某府邸，收官钜献”。售楼处里还是很热闹，有人在看沙盘，有人在谈价格，有人在签合同。销售经理们穿着笔挺的西装，脸上挂着职业的微笑，说着那些和于海说过的一模一样的话。他们不是不记得于海，是装作不记得。因为记得会疼，疼会影响工作，工作会影响收入，收入会影响生活。他们不能停下，就像于海不能停下一样。

他们也会停的。在某一个瞬间，在某一个阳台上，在某一个再也撑不下去的夜晚。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跳下去，但所有的人都会累。有些人累到睡着就不再醒了，有些人累到睡着又醒来，继续累。

林清把于海的尸检报告、笔记本、体检报告、客户聊天记录、那些裂缝的照片，全部放进了储物柜。第二十五把锁。

苏棠靠在墙边，看着那扇已经挂了二十五把锁的柜门。

“林医生，你说于海在那阳台上站的那两分钟，他在想什么？”

林清把钥匙放进口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