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那天，拉萨下着小雨。

不是那种铺天盖地的雨，是高原特有的那种细密的、被风吹得斜斜的雨丝，落在脸上凉凉的，像有人在用湿毛巾给你擦脸。毕霖矜站在美术学院门口，背包挂在肩上，画架绑在行李箱外面。他穿着一件新买的冲锋衣——扎西陪他去挑的，那曲人拍着胸脯说“这件防风防雨防牦牛”，毕霖矜不确定“防牦牛”是不是一个真实的性能指标，但他还是买了。

同行的大约有二十几个美术学院的学生，女生居多，有几个毕霖矜面熟但叫不出名字。带队的何老师穿着一件褪色的军绿色冲锋衣，背着一个巨大的登山包，看起来像是要去登珠峰。他站在大巴旁边点名，声音在风里被吹得断断续续。

“毕霖矜。”

“到。”

“你的晕车药带了没？219国道有一段搓板路，能把你的五脏六腑颠移位。”

“带了。”

“红景天呢？”

“也带了。”何老师满意地点了点头，在名单上打了个勾。毕霖矜把行李箱塞进大巴底部的行李舱，然后上了车，选了靠窗的位置。

雨滴打在车窗上，把窗外的风景模糊成一片流动的水彩。他看见雨中的拉萨河——河水是青灰色的，河面上有细密的雨脚。远处的山被云雾遮住了大半，只露出山脚一小截褐色。格桑来送他。站在大巴外面，手里拿着一本书，用塑料袋包着。他敲了敲毕霖矜的车窗，把书递上来——是海子诗集。毕霖矜接过书，隔着窗户跟格桑挥了挥手。格桑推了推眼镜，嘴角微微弯了一下，然后转身走了。他的背影在雨里显得很瘦，但步伐是稳的。

“路上看。”格桑走之前说。就三个字。

丹增昨晚就已经把该说的都说了。他给了毕霖矜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几个名字和电话号码——“萨嘎县熟人”，“狮泉河镇熟人”，“万一出事了找这个人”。纸条折得整整齐齐，像是某种官方文件。扎西塞给他一包风干牦牛肉，“比食堂的好吃”，以及一双羊毛袜子，“阿里冷，脚底板冻坏了画不了画”。洛桑给了他一盘磁带——对，磁带。毕霖矜看到磁带的时候愣了一下，他以为这种东西已经灭绝了。“我自己录的！”洛桑得意地说，“八廓街的导游词。你在路上听，就当我在给你当导游。”强巴没有来送。但毕霖矜知道他做了什么——他那天晚上把铜号擦得比平时更久。三下轻，一下重。重复了很久。毕霖矜躺在床上听着那个节奏，觉得那是某种祝福。不是用语言表达的祝福，是用节奏——一种比语言更古老的沟通方式。毕霖矜把那块阿里的石头放在了冲锋衣的内口袋里。贴着胸口。

车门关上。引擎发动。大巴缓缓驶出校门。校门口的白杨树在雨里站着，树叶被雨打得沙沙响。毕霖矜把脸贴在车窗上，看着校园一点一点往后退——操场、教学楼、食堂的白墙。一个月前他拖着行李箱走进这个地方，觉得这里的一切都是陌生的、拒绝的、需要他去适应的。现在他暂时离开它，竟然有点不舍。不是那种撕心裂肺的不舍，是那种“我还会回来”的不舍。他从来没有对任何地方产生过这种感觉。江南的家是“不得不回去”的地方。拉萨的宿舍是“想回去”的地方。这是不一样的。

大巴驶出城区，上了318国道，然后转219。雨渐渐小了，云层裂开一道缝，阳光从缝隙里倾泻而下，在草原上投下巨大的光斑。毕霖矜拿出速写本，开始画。画窗外的云影在草原上移动的样子。云的影子很大，移动得很快——在江南，云的影子是慢的，懒洋洋的，从水田这头挪到那头要好几分钟。在这里，云的影子像奔跑的兽群，从一座山头掠过另一座山头，眨眼之间。他画不好那个速度。画出来的云影是静止的，死气沉沉。他翻了一页重新画——这次他不画云影，画云本身。高原的云很低——不是江南那种高高在上的、洁白的云。是低到你觉得伸手就能抓一把的云。厚实、立体、底部是灰色的，顶部被太阳照得发亮。他用铅笔侧锋扫了几笔，觉得稍微抓住了一点那种厚重感。

大巴在日喀则停了一晚。第二天继续往西。越往西走，路越窄，植被越稀疏。窗外的风景从草原变成了荒漠，从荒漠变成了戈壁。车上的同学渐渐沉默了——不是累了，是被窗外的辽阔震住了。毕霖矜看到一只藏羚羊，在公路右边大约两百米的地方，低头吃着稀疏的草。它的角很长，弯曲的弧度像某种古老的文字。他想画它，但车速太快了，他只能记住它的轮廓。然后他发现自己在脑海里把那只藏羚羊的角和挂在单杠上的那个人的肩胛骨重叠在了一起——同样的弧度。流畅的、有力的、像被风吹出来的。

他把速写本合上。心跳又快了。不是因为高原。

第三天中午，大巴进入了搓板路。毕霖矜终于理解了何老师说的“五脏六腑颠移位”是什么意思——不是夸张，是写实。他的胃在翻江倒海，晕车药好像失效了。他脸色煞白，嘴唇紧抿，额头抵在前排座椅的靠背上，尽量让自己不吐出来。旁边的座位空着——原本坐在这里的同学早就换了位置。就在他觉得自己快要死了的时候，一只手从旁边伸过来。掌心上有半板药片。手指很长，骨节分明，掌心和指尖有一层薄薄的茧——不是画画磨出来的那种茧，是握缰绳、拉单杠磨出来的那种。干燥、粗糙、带着一股淡淡的马革味。

“吃一半就好。吃多了犯困。”

毕霖矜抬头。

那个人就站在过道里。逆着车窗外的光，他的轮廓被勾了一道金边。高个子，骨架宽大但匀称。皮肤被高原阳光晒成深褐色，颧骨高，眼窝深。他不说话的时候像一座山。但此刻他在笑——眼睛弯成了两道月牙，露出一点少年气。那一点少年气让毕霖矜的心脏漏跳了一拍。

他认识这个人。他在力量房的门口见过他。在操场的路灯下见过他。在速写本上画过他——他的背影，他的肩胛骨，他引体向上时隆起的背肌。他画了很多遍，每一遍都不对。现在他就站在他面前，比他画的所有版本都更真实。他的眼睛不是深黑色的——是深褐色的。在逆光中泛着琥珀色的光泽。

“你怎么坐这儿了？”毕霖矜的声音干哑得不像自己。

“前面有人晕车更严重，我跟她换了。”他把药片又往前递了递，“吃吧。藏药。比你们内地的晕车药管用。”

毕霖矜接过来。手指碰到那个人的手心。干燥，粗糙，温度比他想象中高。他把药掰了半片塞进嘴里，苦味在舌根化开。

“你是美术学院的？”那个人指了指他怀里的速写本。

“你怎么知道。”

“体育学院的人不会拿着速写本。”他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短，但很亮。“我叫索朗次仁。大一的，民族传统体育。”

毕霖矜的脑子里像是有某种东西“咔嚓”一声接上了。索朗次仁。带队的那个人。丹增说“藏语里是长寿的意思”。格桑说“去阿里那种地方，是需要一个名字好的人带着”。他一直在想象索朗次仁长什么样——大概是一个粗壮的、严肃的、典型的体育生。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一个站在过道里、逆着光、笑起来像月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