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看。”

他笑了。那个笑很轻，轻到只是嘴角动了一下。他把手放下来，搁在膝盖上，手指很长，骨节很突出，像小时候学钢琴时老师说的那种“适合弹琴的手”，但他没学过钢琴。他的指甲剪得很短，短到露出了指甲下面的肉，粉红色的，薄薄的，像贝壳的内壁。

“又没少给你钱，”我说，“你舍不得吃啊？”

他看着窗外，过了几秒才回答：“吃得下。”

他说“吃得下”的时候，语气很平，平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但我听出了那个“得”字后面藏着的东西。不是吃不下，是吃不下了。不一样。我没再问。车拐进小区，减速带颠了一下，他的身体晃了晃，肩膀撞在车门上，他没有动，还是那个姿势，看着窗外。

那天早上，我是被警笛声吵醒的。不是那种救护车的“呜哇呜哇”，是那种短促的、压抑的、像被人掐住脖子的声音。我掀开被子跑到窗口，楼下停着一辆警车，蓝红灯在晨光里转着，转得很慢，像一只疲惫的眼睛。砚明被两个警察从楼道里带出来，他穿着睡衣，还是昨晚那件白T恤，皱巴巴的，领口歪了，露出一截锁骨。他的黄头发在清晨的光里显得更枯了，像一丛秋天没来得及割的草。

他走得很慢，但没回头。警察让他上车，他弯腰钻进后座，车门关上的声音很闷，砰的一声，像什么合上了。警车开走了，蓝红灯还在转，转得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小区的拐角。楼下有几个早起的老太太在指指点点，声音不大，但我听不清她们在说什么。风把她们的话吹散了，只剩下几个零碎的字飘上来：“……这么小……”“……作孽……”

我站着，脚底是凉的，地板砖的凉从脚底板往上窜，窜到小腿，窜到膝盖，窜到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我转身去找车钥匙，在玄关的鞋柜上，钥匙旁边放着一只弟弟的鞋，运动鞋，白色的，已经穿脏了，鞋带没解，鞋口敞着，像一个张开的嘴。我把钥匙攥在手心里，金属的凉硌着掌心的肉，硌得生疼。

手机响了。是他的名字，屏幕上亮着那两个字。我接了。

“你在哪儿？”他的声音很平，平得像什么都没发生。

“在家。”

“要开车去派出所？”

“嗯。”

“我和你一起去。楼下等你。”

蒋星没有问出了什么事，没有问为什么要去派出所，没有问我需不需要帮忙。他说“我和你一起去”，就像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自然。我握着手机，站在玄关，听见电话那头他挂断的声音，嘟的一声，很短，像一个句号。

我把鞋穿上，系鞋带的时候手指在抖，系了两次才系好。出了门，楼道里的灯是声控的，我跺了一脚，灯亮了，昏黄的，照着台阶上的灰。下楼的时候，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回响，咚，咚，咚，像心跳，像有人在敲门，像什么东西在往下坠，坠不到底。

蒋星已经在楼下了。靠着车门站着，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外套，拉链拉到最上面，下巴缩在领子里。早晨的风把他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他没理。他看见我出来，没有招手，没有说话，只是拉开了副驾的门，自己坐进去了。

我上了车，发动引擎。发动机轰的一声，仪表盘的灯全亮了，油表指针慢慢往上爬，爬到一半停住了。车里很安静，他没有说话，我也没有说话。窗外的天还没有全亮，灰蓝色的，像一块洗褪色的布，挂在远处的楼顶上。

我把车开出小区，经过弟弟被带走的那条路，路上什么痕迹也没有。昨晚他的鞋印，警车的轮胎印，老太太们站过的位置，什么都没有了。风吹过来，把路边的一只塑料袋吹起来，在空中翻了几个滚，挂在了树枝上，白白的，像一面投降的旗。

“他头发染黄了。”我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这个。

“看见了。”他说。

“瘦了很多。”

他没有接话。他转过头看着窗外，窗外的树一棵一棵地往后退，退得很快，快得像在逃跑。他的手指搭在膝盖上，没有动，一下都没有动。

车开上了大路，太阳从东边升起来了，橘红色的，很大，低低地挂在地平线上，像一只没有睡醒的眼睛。光从挡风玻璃照进来，照在他的脸上，把他的脸照得一半亮一半暗。亮的半边是平静的，暗的半边什么也看不见。

我握着方向盘，手心出了汗，方向盘有点滑。我把手握紧了一点，指节发白。车里很安静，安静到能听见引擎的嗡嗡声，轮胎碾过路面的沙沙声，还有他自己的呼吸声，很轻，很慢，一下一下的，像在数着什么。

他忽然开口了：“他昨晚在酒吧，拿了我的手机。”

我的手紧了一下。方向盘被攥得吱的一声，很轻，但他一定听见了。他没有看我，而是看着窗外。

“你都看见了？”我说。

“监控。”他说。

就两个字。他没有再说。我也没有再问。车继续往前开，太阳升高了一点，光从橘红色变成了金黄色，刺眼，我把遮阳板翻下来，遮阳板上的镜子翻开了，我看见自己的脸，在镜子里，惨白，眼眶底下有两团青，像被人打了两拳。我把镜子合上了。

他又说话了。声音不大，像在跟自己说：“不愧是有个哥哥，胆子就是大，还存那么多照片。”

风从车窗缝里钻进来，带着早晨的凉意，凉飕飕的，吹在我的脖子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我伸手把车窗摇上去，只留了一条缝，风声变成了口哨声，细细的，尖尖的，像一根针，扎在耳膜上，扎了一路。

前面的路口是红灯，我停下来。旁边的车道上停着一辆公交车，车上的人有的在低头看手机，有的在打瞌睡，有的看着窗外发呆。一个小女孩趴在车窗上，鼻尖压扁了，像一只贴在玻璃上的玩偶。她看见我在看她，冲我笑了一下，露出两颗缺了的门牙。我没笑。灯绿了，我踩下油门，公交车被甩在后面，小女孩的脸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点，不见了。

他在副驾上闭了一下眼睛。不是睡觉的那种闭，是那种——像是眼睛酸了，眨一下不够，要闭一会儿才能好。他睁开的时候，眼珠上蒙着一层薄薄的水光，亮亮的，像冬天的湖面，冰还没冻实，底下有水在流。

车拐进派出所的巷子，远远就看见那扇铁门，灰色的，上面挂着一个警徽，太阳照在上面，反着光，亮得刺眼。门口站着一个人，穿着制服，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在等什么人。不是等我们。

我把车停在路边，熄了火。引擎不响了，车里忽然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像一个不会讲故事的人，只会重复同一个字。

蒋星解开了安全带，安全带弹回去，啪的一声，很响。他推开车门，外面的冷空气涌进来，灌进我的领口，凉到脊背。他下了车，站在车门外，弯下腰，从车窗看着我。

“走吧。”他说。

我拔下车钥匙，钥匙上挂着一个塑料挂件，是一只猫，脸很圆，眼睛很大，是弟弟以前送的，用了好几年了，边角磨得发白。我把钥匙攥在手心里，猫的耳朵硌着掌心，硌得生疼。我推开车门，下了车。风迎面扑来，带着灰尘味和远处早点摊的油烟味，呛得人想咳嗽。

蒋星站在前面，等了我一步。我走上去，和他并肩。铁门在我们前面，灰色的，很大，像一个张开的嘴，等着把我们吞进去。

我没有回头。我知道回头也看不见什么了。弟弟的黄头发，弟弟的白T恤，弟弟嘴角那个不在意的笑，都已经被这扇门吞进去了。吞进去的东西，吐出来的不知道是什么。也许什么也不是。也许是一滩烂泥。

我忽然想起他说的那句话——“哪有好的感情，里面都是一滩烂泥。”

他现在就在那滩烂泥里。也许他就是那滩烂泥。也许我们所有人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