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琳负责的“留学生与学者信物”区域，除了之前和林奈讨论过的“黄遵宪与井上陈政晚年的书信”复制件，还有一件是她比较了解的藏品。也就是展览筹备之初收集的第一百件捐赠品——民国青铜陨石穿衣镜。

青铜陨石穿衣镜（又名「星月呈祥」镜）

年代 | 20世纪早期

作者 | 傅纂文

镜面材质｜玻璃（西洋水银镜，钠钙玻璃基材，锡汞齐反射层）

镜体材质 | 青铜、陨石、木、铜件

尺寸 | 通高180厘米（镜面160厘米）

来源 | 李檬恩女士捐赠

说明：

此镜为清末民初铜匠傅纂文为孙女傅辛荷所制嫁妆，取意“星月呈祥”。一对两件，本件为其中较大者（月镜）。

经检测，镜体由西洋玻璃镜面与青铜陨石铜活组合而成。镜面为清末民初从欧洲进口；广州仿制的“西洋镜”。铜活部分金属成分同时包含青铜与陨石，但制作者生前未曾言明材料来源。此类将陨石熔铸于青铜的工艺，在中国古代（如商代铁刃青铜钺）及近代民间均有发现，但此镜体量巨大，极为罕见。其具体材料来源与工艺，尚待进一步研究。

傅辛荷女士曾于20世纪30年代留学日本。1937年归国时，另一面形制相似的“星镜”被留于日本，现由明堇氏家族保存。本馆展出的“月镜”与日本的“星镜”分离已近百年。

2029年，由傅辛荷女士之孙李檬恩女士捐赠入藏。

附言：2029年，中秋。李檬恩女士将青铜陨石穿衣镜「月」镜捐给和平无国界艺术馆（上海总馆）当日，青铜陨石穿衣镜「星」镜也由明堇柚一先生捐给了和平无国界艺术馆日本分馆。星镜现藏于日本分馆，两镜分离至今已近百年。

展品知识小卡是这样介绍的。但是初琳作为该区域主要负责人，还额外掌握了一些知识。不过目前还没有人长时间逗留该区域，并且对捐赠镜子后的知识感到好奇，于是初琳也没有机会分享。

开展一个小时多，终于有人踏入初琳所在的“留学生与学者信物”区，是一家三口一起上来的。爸爸妈妈还在听初琳讲解留学生书信故事的时候，小朋友的注意力已经在“月镜”这里了，小朋友看着眼前的“月镜”和运用3D投影技术投影在旁边的“星镜”，好奇地问：“为什么一样的两面镜子要分开展览啊？”

初琳解释，因为捐赠的时候，两面镜子归属者就不在同一个国家，都是镜子主人的后代无偿捐赠的展品。契合“战争无情，和平来之不易”的主题，出现了“两镜不全，但遥相呼应”的概念。

小朋友似懂非懂，初琳就蹲在地上和小朋友解释：“因为战争，两面镜子分隔两地，后代也没有刻意要归拢，所以现在一面在日本，一面在上海。不过都是捐给和平无国界艺术馆，所以镜子归属依旧属于中国。”

然后初琳抱着小朋友区分两面镜子的不同。“你看呀，月镜是主镜，会更高大一些；星镜是副镜，稍微小一点。星镜镜框因为当时的海上运输和变动有一些零件遗失，所以修缮后融入了日本镜匠的工艺。总的来说，还是我们眼前的月镜保存得更为妥善，更灵动，更有主体性和代表性。”

小朋友认真点点头。小朋友的妈妈向初琳要了一张宣传图，看见了被艺术馆用科技手段复原后的“月镜”对比图，认真地说：“复原修缮之后这么精美漂亮，为什么不继续修？”

初琳回答：“因为无论是镜子的包浆、镜架的木屑，还是经过岁月风霜打磨后铜件裸露出来的青铜，都是镜子的一部分。我们不追求非常完美的展览，我们希望的是保留住每一件展品所呈现的历史痕迹。我们承认战争带来的影响，但是我们不畏惧、不逃避。镜子有自己的小伤口，但是到了今天，这些已经不是能影响我们欣赏镜子的原因了。”说完后初琳的目光转向一直在听自己叙述的小朋友，笑着说：“伤口也是勋章，对不对？”

小朋友开心地点头：“嗯！”

其实还有一些故事是没有说的。初琳除了是“留学生与学者信物”区的讲解员，她也是这件捐赠物的负责人，虽然三天前馆长才赋予她如此重要的身份。不过，如果馆长不在馆里，她的确是镜子主人之外最了解镜子故事的人了，她也很荣幸知道这些故事。

馆长说过他自己也没有见过捐赠人，但是镜子确是被捐赠人妥善打包，悉心运送过来的。随着展品寄过来的文件也有详细说明。三天前馆长还把复制资料给了初琳看，想着初琳接下来的工作就是为展客讲解镜子身后的故事，开卷有益。

1935年（“第三次留日高潮”）七月末，铜镜世家的三小姐、15岁的傅辛荷跟随19岁的哥哥傅辛梅留日学习，哥哥学的是医学，妹妹学的是建筑。在日留学期间，傅辛荷认识了当时同属一所大学的日本学者原和寒川（19岁，农业专业）。

原本以为两个国籍、专业不同的青年不会有什么交集。况且在甲午战争后歧视中国留学生的情绪，就已经渗透于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日常生活中，中国留学生常遭遇嘲笑的眼神甚至打骂。两国间的敌对状态，使得留学生几乎无法摆脱弥漫在日本社会中的歧视和敌意。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交织着民族歧视、政治对抗以及个人友谊与学术合作的矛盾情景。

1935年8月，傅辛梅和傅辛荷跟随在日留学生一起在日本千叶县举行聂耳的追悼大会，作为日本人的原和寒川居然出现在追悼大会上，后来在日本所成立的“日华学会”和“同仁会”，三人又再次见面。当时傅辛荷所敬仰的郭沫若、卞之琳等人士在学术上与日本师生保持着密切的交流，于是有那么几个留学生还是与日本同学结下了友谊。当然，也只是友谊。

在那样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留学生和日本本土学生的关系复杂且多面，既有激烈的思想的碰撞，也有基于理想的反战合作。左翼知识分子的跨国家交流，也是那段复杂历史中闪耀的理想主义光芒的另一面。

当时，留日学生群体内部和日本学生之间，确实存在着激烈的思想碰撞，这些碰撞有时以辩论甚至摩擦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日语口语学习能力不错的傅辛荷会出现在辩论场，偶尔还会遇见寒川君，两个人在当时学生之间辩论的环境下，居然有相同的政治立场。

世局动荡，大家都向往和平，她们成为盟友。那个压抑的时代，一些中日两国的年轻人因为共同的信仰走到了一起，共同反对战争。作为学者，总是怀有理想主义的情怀，也存在因为共同的理想而频繁参加跨越国界的反战联合，两个人的革命友谊也渐渐多了几分情愫。

1937年，卢沟桥事变令时局越发动荡，两个人的国家政治立场，在忽略少部分人的抵抗后几乎成为完全的对立面。从7月底到9月，大批留日学生中断学业。9月中旬，18岁的傅辛荷和哥哥傅辛梅搭乘轮船历经千辛万苦返回中国。

而在日本全民狂热的气氛下，少数反战的日本学生面临巨大压力，他们在公开表达行动总是极其危险，选择出国成为极少数人试图逃避兵役或者继续学习的特殊途径。

为避免背弃自己的理想主义而成为入侵中国的一员，原和寒川在1937年12月以“在学延期服役”前往欧洲。战争后期日本政府出台《战时教育紧急措施》强制在校大学生“学徒出阵”彻底堵死了在校生逃避兵役的合法途径，同时留学海外的日本学生也因为身份敏感而面临被监视限制，甚至拘禁的风险。

1937年后，中日两国学生的命运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学生是响应救亡图存的集体归国潮，而个别反战日本学生则是在军国主义的高压下为自己的良知和前途寻找出路。

两个人因为战争分开，却坚信战争因素绝不会长久地控制两国发展，一定等到春暖花开再相见。

与此同时，远在欧洲留学的傅辛竹，也就是傅辛荷的弟弟在战争年代并没有回国。

和留日学生几乎全体归国的情况不同，1937年的傅辛竹所在的欧洲，稍显安定、选择也更加分化。虽然有很多人选择立刻回国，但由于地理遥远和战争的影响，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滞留或主动留下，傅辛竹就是其中之一。

1937年傅辛荷和哥哥傅辛梅回国照看父母宗族并参与国内建设。

虽然是在形势恶化后回国，但傅辛荷凭借未完成的专业训练，依然找到了用武之地，成为大后方的建设者，参与了工厂、学校、医院的建设，并且在后期安定后从事城市规划和土地测绘。

有医学背景的哥哥，傅辛梅直接投入了挽救生命的工作。并在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成为战后医院的建设者。1949年，在恢复和重建医院之后，他带着在战后积累的丰富多元的知识以及在动乱之中掌握的现代医学知识进入了恢复招生的医学院，成为一名教师，参与重建医学教学体系。

傅辛荷和哥哥傅辛梅，战中战后都在工作，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他们早已和当初家境优渥的铜镜世家没有多大关系。越是富庶之地就越是战争最激烈的地区，祖宅田产商铺在战火中被付之一炬，那个依托物质的家早已不存在了。但是除了依托物质的家无法存在，那个年代没有多少人平静地从战争中走出来，当初的铜镜世家、世家大族，也只有傅辛荷和哥哥傅辛梅两个人走了出来。两个人似乎刻意地没有留在幼年成长之地，而是参与了天南海北的战后建设，战后重建是全国性的，她们各自奔波，许诺平安，是一种带着悲剧色彩的四海为家。

时局（国内战争开始）好像开始“正常运转”，傅家三子艰难重逢。

1947年傅辛竹从欧洲归来，作为铜镜世家的傅氏，已经不是当年家境优渥、盛况空前的世家了。而是直接查无此地，查无此人。但是凭借着足够的金钱，他还是找到了姐姐和哥哥的消息，同时也为姐姐傅辛荷，带来了匪夷所思的故人讯息。

如此漫长的战争洪流，27岁的傅辛荷，居然在如此巧合的情况下，收到了原和寒川托弟弟带来的信。

傅辛荷得到信件的机缘真的是匪夷所思，原来是自己和弟弟差不多的名字，让寒川君在欧洲无意结识了自己的亲弟弟。所以，他一直都在英国。从未觉得，故人的消息竟价值千金。更值得千金的是，她知道他从未到过中国，并且尚在人世。

她通过弟弟傅辛竹也知道，随着日本无条件投降，寒川君已回到自己的国家，开始了家乡的战后重建。

只不过那个时候，已然1947年，夹杂着战争因素，大家都好像老得过了而立之年。两个人最好的十载，已在战争中消逝。

两万多字，在1947年，这几乎是一本小册子了。能写下这么长的信，说明寒川君在欧洲的那些年，这些话已经在心里翻来覆去写了无数遍，只是一直没有地址、没有勇气，也没有和平的时代让他寄出。

这封信里，他一层一层地说了很多话。最迫切的，就是确认对方的生死。

“你还活着吗？这八年多，我无数次在梦里问你这句话。1937年之后，新闻里全是坏消息。我不知道你是在南京、在上海，还是在北平。我害怕在地图上找那些地名，因为每一个熟悉的名字旁边，都标注着‘战祸’二字。”

他写自己如何托人打听，如何学习中文，如何在欧洲的中国留学生里辗转问询，甚至就是因为自己迫切地做这些，然后才找到了和自己名字相似的中国人，傅辛竹。他说他当时开心坏了，但是他也知道，自己的弟弟无法联系到家里，又开始焦心。两万多字里，光是“寻找”的过程就能写几千字——那是他这八年里压在心底的焦虑。

在过去的漫长日子里，她一直在推测他有没有摒弃心中的理想，踏上中国的土地。战火纷飞的每个夜里，她在思考，如果他来了会怎么样？是否倒在本国军人的刀枪之下？如果他没来，又会怎么样？同时，在得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信息后，他也同样用最沉重的心情写道，他要替他的国家道歉。

“我没有资格替任何人道歉。但我想让你知道，我在欧洲的那些年，每当遇到中国同学，我都想躲开。不是怕他们，是羞耻。我不敢告诉他们我是日本人。我怕他们问我，‘你的同胞在南京做了什么’”

他写自己在欧洲看到西方报纸上的照片时的震惊和崩溃。他可能会坦白，有那么一段时间，他恨自己的国籍，或者说他讨厌那些发动战争的决策者的国籍。这种恨不是爱国或不爱国的问题，而是“我无法面对你”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