赊来的那一箱米糊，总算撑过程清禾出生后头三个月最艰难的日子。
岭南的盛夏慢慢退去暑气，早晚风里多了几分凉意，田地里的稻子由青转黄，沉甸甸垂着穗子，一眼望不到边，像是要把整个乡村都裹进丰收的安稳里。可这份安稳，从来落不到杨夏身上，也落不到她与程大龙这段早已千疮百孔的婚姻上。
自那一次镇上百货店赊粮风波过后，程大龙对杨夏，非但没有半分怜惜，反倒越发不喜。
他不是不晓得家里的难处，不是不清楚杨夏在乡下受的委屈，可他心里那股火气，始终压不下去。在外人面前，他是广州闯荡、出手大方、顾家孝顺的程大龙，是程家最有出息的儿子；可回到这桩婚姻里，他只觉得处处抬不起头。杨夏接连两胎都是女儿，不仅断了程家传宗接代的念想，还让他背上超生的隐患，东躲西藏，托关系把户口挂在五保户名下，甚至要靠老婆低声下气去赊一箱米糊——这些狼狈，他不愿承认是自己的责任，便一股脑推到了杨夏身上。
是她肚子不争气。
是她性子太犟，动不动就哭，就闹，就摆脸色。
是她不够懂事，不够体贴，不明白他在外打拼有多难。
男人一旦偏心起自己，总能找到一万种怪罪对方的理由。程大龙亦是如此。从前那点被女儿奶香勾出来的温柔、被摩托车兜风点燃的温情，在接连不断的现实压力下，一点点被磨得干干净净。
他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从前再怎么浪，至少每月还会想着往家里寄钱，逢年过节也会赶回来住几天。到后来，电话越来越少，钱也常常断断续续，偶尔拨通一次，那头总是嘈杂的音乐、碰杯声、男人的哄笑，夹杂着几句女人娇滴滴的声音。杨夏握着话筒，指尖冰凉，一句话还没说完，他便不耐烦地打断，说忙，说应酬，说晚点再说，然后“啪”一声挂断，留下她对着忙音，站在小卖部昏黄的灯泡下，一站就是许久。
小卖部的生意依旧清淡。
村里就这么大，农忙时人人下地，闲时也只买些油盐酱醋、火柴烟酒，利润薄得可怜。杨夏每天天不亮就开门，搬货、扫地、擦货架、记账，一直守到深夜才关门。一天下来，腰酸背痛，双腿浮肿，挣的钱勉强够家里日常开销，有时候连进货钱都要凑半天。公婆从不会搭把手，也从不会补贴一分，卖猪的钱牢牢攥在手里，只说要留着给小儿子程富贵读书，将来给程大龙盖新房，至于两个孙女，在他们眼里，终究是外姓人，不值得花费。
杨夏的日子，便在这样的冷清、拮据、冷落里，一天天熬着。
远在河南的爹娘，她从来只报喜不报忧。每次写信或是托人传话，都说自己过得很好，丈夫孝顺，公婆和善，女儿乖巧，日子安稳。她不敢说自己被婆婆冷待，不敢说丈夫在外风流不顾家，不敢说小女儿一落地就抱给姐姐程锦绣抚养、连户口都落在别人家，更不敢说自己曾经为了一口米糊，在镇上被人当成骗子一样羞辱。
说了又能如何？
千里迢迢嫁过来，是她自己选的路，哭着也要走下去。
可人心终究不是铁打的。
日复一日的孤单、委屈、失望、恐惧，一层层压在她心上，像岭南终年不散的湿气，渗入骨头缝里，冷得发疼。她没有可以说话的人，没有可以依靠的肩膀，没有可以发泄的出口，所有的怨气、不甘、痛苦，全都憋在心里，憋到快要爆炸。
终于，她开始控制不住地，把气撒在了年幼的程心蕾身上。
程心蕾已经快两岁了，正是最黏人、最懵懂、也最无辜的年纪。小姑娘长得像程大龙，眉眼却随了杨夏的柔和，皮肤白白的，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小梨涡，一张小嘴甜得很。她整天跟在杨夏身后，妈妈长妈妈短，杨夏走到哪儿，她就跟到哪儿，像一条小小的尾巴。
放在平时，杨夏心都要化了。
可在那些情绪崩溃的时刻，程心蕾的存在，反倒成了刺痛她的针。
看见女儿，她就会想起月子里婆婆的冷脸，想起因为生女儿被全家嫌弃的日子；想起小女儿一出生就被从窗口递走，连一口母乳都没喝过；想起自己骑着破自行车去赊米糊，被老板当众羞辱“外省媳妇不可信”；想起程大龙对她越来越冷淡，回家越来越少，甚至连电话都不愿多打一句。
所有的苦，所有的痛，都在看见程心蕾的那一刻，一起涌上来。
她会在程心蕾不小心摔碎一个碗时，突然厉声呵斥，声音大得把孩子吓得一哆嗦，眼泪瞬间涌满眼眶。
她会在女儿哭闹着要抱抱、要吃糖时，猛地一把推开，冷着脸说“别烦我”。
她会在深夜睡不着，看着熟睡的程心蕾，无声掉泪，然后又狠狠掐自己的手心，恨自己没用，恨自己命苦，恨自己逃不开这一切。
有好几次，她情绪上来，对着程心蕾吼：“要不是因为你，我怎么会留在这儿受气！”
吼完她就后悔了。
看着孩子吓得缩成一团，怯生生望着她，眼泪啪嗒啪嗒掉，却不敢哭出声，杨夏心像被生生撕开一道口子，疼得喘不过气。她一把抱住女儿，死死搂着，一遍一遍说“妈妈不对，妈妈对不起”，哭得比孩子还凶。
可下一次，情绪涌上来，她依旧控制不住。
她不是不爱女儿，她太爱了。
正是因为太爱，又太无力，才会把生活施加在她身上的恶，下意识转嫁到最不会伤害她的人身上。
小小的程心蕾，不懂大人世界的爱恨情仇，不懂什么叫重男轻女，不懂什么叫超生，不懂什么叫赊账，更不懂妈妈为什么一会儿对她好，一会儿又对她凶。
但她懂一件事——
妈妈不开心，都是因为爸爸。
每次爸爸打电话回来，妈妈就会脸色难看；每次爸爸不回家，妈妈就会偷偷哭；每次爸爸妈妈说话，说着说着就会吵起来，然后妈妈就会一整天不说话，眼神空空洞洞，吓人得很。
孩童的直觉，敏锐得可怕。
她小小的心里，生出一个极其简单又坚定的念头：
只要爸爸回家，妈妈就不会哭了。
只要爸爸对妈妈好，妈妈就不会发脾气了。
于是，每次程大龙打电话来，成了程心蕾最紧张、也最认真的时刻。
小卖部的电话一响，杨夏一接，脸色一变，语气一冷，程心蕾就立刻迈着小短腿跑过来，紧紧抱住杨夏的腿，仰着一张小脸，小声央求：“妈妈，我要跟爸爸说话。”
杨夏看着女儿期盼又小心翼翼的眼神，心里一揪，再大的火气，也只能压下去，把话筒慢慢放到女儿小小的手里。
程心蕾个子太矮，够不着柜台，只能踮着脚尖，小身子摇摇晃晃，一只小手紧紧握住比她手掌还大的话筒，另一只手攥着衣角，软糯的声音透过电话线，轻轻飘向千里之外的广州。
“爸爸。”
“爸爸，我想你了。”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我和妈妈都想你，妈妈天天都在等你。”
“爸爸，我都快忘记你长什么样了，你快回来看看我好不好？”
她不会说华丽的话，不会拐弯抹角，只会把心里最直白的想念，一句一句说出来。
没有抱怨，没有指责，只有软软的、甜甜的、让人不忍心拒绝的讨好。
电话那头的程大龙，往往正处在灯红酒绿之中。
可能在喝酒，可能在打牌，可能在和一群朋友嬉笑打闹，周遭一片喧嚣。可每次听见女儿这声奶气的“爸爸”，他那颗被江湖习气裹得发硬的心，总会莫名一软。
方才对杨夏的不耐烦、对家里的烦躁、对生活的怨气，都会在这一刻，暂时压下去。
他会放缓语气，声音放低，问她：“蕾蕾乖不乖？有没有听爷爷奶奶的话？有没有好好吃饭？”
程心蕾便用力点头，哪怕爸爸看不见，也会认认真真“嗯”一声，奶声奶气地保证：“我很乖，我听话，我吃饭饭。爸爸你快回来，我给你留糖吃。”
她用尽一个不到两岁孩子所有的懂事，去哄一个成年男人开心，只为了把他，从外面的世界，拉回这个摇摇欲坠的家。
她不知道，自己早已成了父母之间，最后一根不断的线。
杨夏因为她，舍不得离婚；程大龙因为她，舍不得彻底不管这个家。
她是妈妈在绝望里的光，也是爸爸在浪荡里的一点牵挂。
为了让家里气氛不那么压抑，程心蕾几乎是本能地，学会了讨好每一个人。
面对整天沉着脸、不爱说话的爷爷程福，她会抱着他的膝盖，把自己的小玩具往他手里塞，学着大人的样子，把旱烟袋递过去，小声喊：“爷爷，抽烟。”
老人心硬，可架不住小孙女软乎乎的亲近，偶尔也会“嗯”一声，伸手摸一摸她的头，脸上线条会柔和那么一瞬。
面对脾气火爆、重男轻女的奶奶刘姬，她会跟在身后，晃着老人的衣角，唱路边听来的童谣，说些乱七八糟的小笑话。刘姬嘴上嫌弃“丫头片子就会闹腾”，可心里终究有几分血脉亲情，有时候被缠得没办法，也会从口袋摸出一块水果糖，丢给她，不耐烦地说一句“一边吃去”。
那块糖，程心蕾能宝贝一整天。
对于放学回家的小叔程富贵，她更是黏得紧。
程富贵那时候正是半大少年，手里偶尔有一点零花钱，放学路上总会在学校旁边的小卖部买一点零食，瓜子、糖果、山楂片之类。程心蕾摸准了规律，每天傍晚都守在村口，一看见小叔的身影，就立刻飞奔过去，抱着他的腿不撒手，小嘴甜得抹了蜜。
“小叔，你今天真好看。”
“小叔，你上学最厉害了。”
“小叔，你给我带好吃的了吗？”
她讨好他，亲近他，一方面是真的想吃一口零食，另一方面，也是潜意识里想让家里多一点热闹，少一点冰冷。只要小叔在家，屋里就会有声音，就不会那么闷，妈妈也会稍微轻松一点。
小孩子的心思，纯粹又让人心酸。
可人再懂事，终究还是孩子，有期待，就有失落，有失落，就有小脾气。
有一天，程富贵放学和同学一路打闹，玩得兴起，把答应给侄女带零食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他背着书包走进院子，满头大汗，程心蕾像往常一样扑上来，仰着小脸，眼睛亮晶晶地问：“小叔，我的糖糖呢？”
程富贵一愣，拍了拍脑袋，一脸抱歉：“哎呀，小叔忘了，明天给你带，好不好？”
满心欢喜，一瞬间落空。
程心蕾小嘴一瘪，眼眶立刻就红了，长长的睫毛上挂着泪珠，却强忍着没掉下来。她看着小叔随手把书包丢在桌子上，一股孩子气的委屈和火气，“噌”地一下冒了上来。
趁大人不注意，她偷偷抱起那个比她身子小不了多少的书包，一溜烟跑到院子角落，那里堆着一个废旧的大纸箱，平时放些破烂杂物。她踮着脚，用力把书包整个塞进去，再扯了几张废纸盖在上面，严严实实，一点都看不出来。
做完这一切，她拍拍小手，装作什么都没发生，默默跑回屋里，坐在小板凳上，小手紧紧攥着衣角，偷偷抿嘴笑，小脸上满是得逞的得意。
到了傍晚写作业的时候，程富贵翻遍了整个屋子，都找不到自己的书包。
课本、作业本、铅笔盒，全都在里面，要是丢了，不仅要被老师骂，还要被父母揍。他急得满头大汗，在院子里团团转，嘴里不停念叨：“我书包呢？我书包放哪儿了？”
程福和刘姬也跟着慌了，放下手里的活，一起帮忙找。灶房、卧室、阳台、门口，里里外外翻了个遍，连根影子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