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的时候，手里还攥着一份会诊记录。

荧光灯在头顶嗡嗡作响，那种声音说不上刺耳，但就是让人烦躁。急诊室的嘈杂声像隔了一层水，远远近近的，有人在哭，有人在喊，有人在急促地推着什么经过。

我靠在值班室的椅背上，胸口像是压了一块巨石。不是那种被掐住脖子的窒息感，而是一种说不清的闷，像有人坐在我胸口上，一言不发地看着我。

眼前的世界开始模糊。心电监护仪的警报声从远到近，又从近到远，像潮水一样涨涨落落。

我想，这大概就是死亡的感觉吧。

不疼。只是累。

真的只是累。

会诊记录被我攥得皱巴巴的，上面的字已经看不清了。勉强能辨认的是：患者王某某，男，六十七岁，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病伴发行为障碍，建议转入精神科进一步治疗。

最后一行是：家属意见——要求换医生。

这是我今晚看的第十七个病人。

也是我这辈子看的最后一个病人。

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是护士小张在喊："林医生！林医生！"

我没有回应。

我已经没有力气回应了。

意识消散前的最后一秒，我的脑子里闪过了很多画面。

我想起十年前刚进精神科时的样子。那时候我意气风发，觉得自己能拯救全世界。我记得第一次治好病人的成就感——那是个抑郁症的大学生，休学两年，来的时候眼神空洞得像两口枯井。三个月后他出院了，临走时跟我说："林医生，谢谢你。"就三个字，但我高兴了一整天。

我想起那些被我从深渊边缘拉回来的眼神。有些病人出院后会给我写信，歪歪扭扭的字迹，说自己现在很好，已经找到工作了，或者结婚了，或者当爸爸了。我把这些信都收在一个文件夹里，没事的时候会翻出来看看。

但更多的，是那些压在我心里的画面。

那个指着我的鼻子骂"冷血动物"的中年女人——她丈夫死了，死在我值班的那个晚上。她需要一个发泄的对象，而我恰好站在那个位置。她骂了我整整十分钟，护士拉都拉不开。第二天她来道歉，我没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但那碗凉透的咖啡，我喝了一整夜。

还有主任找我谈话时的表情，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小林啊，"他端着茶杯，语气很温和，"你的专业能力没问题，这一点我不怀疑。但是你能不能……热情一点？"

我看着他的脸，不知道该说什么。

热情？什么样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