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北京。

广播里的声音有些失真，滋滋的电流声混杂着激昂的进行曲，透过千家万户敞开的窗户，洒在秋天的街道上。沈砚站在中药铺门口，手里握着一把晒干的艾草，动作停在半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欢呼声从四面八方涌来。街上，人们挥舞着红旗，敲锣打鼓，小孩子在人群中穿梭，喊着听不懂的口号。鞭炮声噼里啪啦，硝烟味混着秋天的干爽气息，钻进鼻腔。

陈老板从里屋走出来，摘下老花镜，眯着眼看街上。

“变天了。”他说，声音很平静，像在说“要下雨了”

沈砚没说话，继续整理艾草。一根一根，把枯叶摘掉，扎成小捆。动作很慢，很仔细，像在做一件极其重要的事。

“沈先生”陈老板转身看他，“你……有什么打算？”

沈砚的手停了一下。艾草的梗很脆，在他指间发出轻微的断裂声。

“没打算。”他说，声音很低。

“不回上海看看？”

“上海……”沈砚重复，像是咀嚼一个陌生的词，“不回了。”

陈老板叹了口气，没再问。他背着手，走进里屋，留下沈砚一个人，站在门口，看街上那片流动的红色。

红旗，很多红旗。

在阳光下，红得刺眼。

沈砚想起很多年前，在四行仓库楼顶，那面青天白日旗。也是红的，但被硝烟熏黑了，在炮火中猎猎作响，像一只垂死的手，抓着最后的尊严。

现在，旗换了，天也换了。

可苏婉看不见了。

他低下头，继续整理艾草。手指被艾草的香气熏得发黄，但他喜欢这个味道。清苦，清醒，像这世道，像他的人生。

新政府成立了，很多事情都变了。

中药铺要重新登记，陈老板戴着老花镜，在煤油灯下填表格。姓名，年龄，籍贯，成分，有无历史问题。表格很长，问题很细，陈老板写得很慢，很认真。

轮到沈砚。陈老板把表格推过来。

“你也填一份。现在到处都要登记，没户口，没粮票，寸步难行。”

沈砚看着表格。姓名栏，他写下“沈默”。籍贯，他犹豫了一下，写下“江苏上海”。年龄，他算了算，三十三岁。成分，他写“城市贫民”。历史问题，他停顿了很久，最终写下“无”。

“就这些？”陈老板看了一眼。

“嗯。”沈砚点头。

“以前……做过什么？”

“教过书，在药铺做过工。”

“没别的了？”

“没了。”

陈老板没再问，把表格收好，放进抽屉里。抽屉咔哒一声锁上，像锁住了一段过去。

夜里，沈砚躺在小屋的床上，看着窗外。月色很好，清冷冷的，照在海棠树上，投下斑驳的影子。远处还有零星的鞭炮声，像这场狂欢的余韵。

他想起苏婉。如果她还活着，现在会是什么样？会像街上那些女人一样，剪短发，穿列宁装，参加妇女识字班吗？会教孩子们唱“东方红”吗？会在新的时代里，找到新的位置吗？

他不知道。他只知道，没有苏婉的“新”，对他而言，只是“旧”的延续。换了旗，换了天，可他的天，早在1938年就黑了，再也没有亮过。

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了。

中药铺的生意淡了。人们都忙着搞运动，搞生产，搞捐献飞机大炮。陈老板整天唉声叹气，说世道变了，中医不吃香了。

沈砚倒觉得清静。抓药的人少了，他就帮着整理药材，打扫铺子，有时也帮街道抄写宣传标语。他的字好，工整，街道主任喜欢，常让他去帮忙。

一天，街道主任找他谈话。

“沈默同志，”主任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短发，穿着灰色的列宁装，说话干脆利落，“街道要办扫盲班，缺老师。我看你字写得好，以前也教过书，想请你来当老师。不白干，有工分，有补助。”

沈砚愣了一下。教书。这个词，像一根生锈的针，扎进他心里。

“我……”他张了张嘴。

“别推辞，”主任拍拍他的肩，“现在是新社会，要为人民服务。你一个人，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做点贡献。”

沈砚沉默了很久，最终点了点头。

扫盲班设在街道办事处的空房里。学生大多是家庭妇女，老太太，还有几个半大孩子。他们不识字，或者只识几个，坐在长条板凳上，仰着头，眼神里有好奇，有敬畏，也有麻木。

沈砚站在黑板前，拿起粉笔。黑板是新的，墨绿色的，粉笔是白色的，写上去吱吱响。他写下第一个字：“人”

“人，”他念，声音有点干，“一撇一捺，互相支撑，就是人。在新社会，人人平等，都是国家的主人。”

老太太们跟着念：“人……”

声音参差不齐，但很认真。沈砚看着她们，想起很多年前，在苏北的私塾，孩子们也是这样仰着头，念“人之初，性本善”。

那时，苏婉坐在教室最后，安静地听。

现在，苏婉不在了。教室换了，学生换了，时代换了。可他，还站在这里，教“人”字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