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释”事件后的第七天，是个周五。

梵鹤在早餐时宣布，他推掉了未来两周的所有非必要行程。“要过年了，”他舀起一勺粥，语气寻常得像在谈论天气，“外面杂事多，不如在家陪你。我们好好过个年。”

我正用小银匙搅动着瓷碗里的燕窝，闻言指尖几不可察地顿了一瞬，随即抬起眼，对他露出一个恰到好处的、带着依赖的微笑：“好啊。就我们两个。”

我的声音平稳，甚至有一丝柔软的欢喜。经过七天近乎苛刻的情绪管控训练，我已经能熟练地调动面部的每一条肌肉，让它们呈现出他期望看到的样子——温顺、安定、视他为唯一归处。

他深深看了我一眼，那目光一如既往的深邃，带着审视，也带着某种日渐加深的满意。这七天，我表现得“完美”。不再有突如其来的沉默，不再有闪烁的眼神，不再试图触碰任何关于“过去”或“外面”的话题。我甚至开始“关心”他——为他搭配领带，在他晚归时留一盏灯，在他蹙眉时轻声问一句“累了吗”。

我在学习，用他对待我的方式，对待他。一种精细的、全方位的、以温柔为武器的圈养。

早餐后，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去书房，而是牵着我的手，在别墅里慢慢踱步。年关将近，宅邸各处已经开始点缀上喜庆的红色。走廊换上了暗红织金的地毯，厅堂悬挂起巨大的中国结，花园里移来了寓意吉祥的金桔和年宵花。

“喜欢吗？”他停在巨大的落地窗前，窗外是萧瑟的冬景，窗内是暖融如春的精心布置，“今年是我们第一个一起守岁的年，要隆重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