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骑手工伤案的难点，不仅仅是法律适用的问题，还有证据的问题。

刘国强和平台之间没有劳动合同，只有一份“网约工协议”。协议上白纸黑字写着“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

沈溪需要证明，这份协议只是“形式”，实际的履行情况才是“实质”。

她让刘国强提供了三年来所有的接单记录、收入流水、以及平台对他进行管理的各种证据——

平台发来的“管理规定”邮件，规定了骑手的着装、行为规范、服务标准。

平台发来的“处罚通知”，因为迟到、差评等原因扣款的记录。

平台发来的“排班表”，规定了骑手每天的工作时间。

平台的App截图，显示了骑手的“等级”“评分”“排名”。

沈溪把这些证据整理成了一份时间线图，清晰地展示了平台对刘国强进行日常管理的事实。

她还找到了刘国强受伤时的目击证人——一个路过的行人，愿意出庭作证。

证据准备得差不多了，但沈溪还有一个顾虑——

对方律师一定会打“合同自由”这张牌。

“刘国强是自愿签的协议，协议上写得清清楚楚。他是一个成年人，应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这个论点，在法庭上很有杀伤力。

沈溪需要想一个办法来回应。

她想到了一个角度——

“合同自由”的前提是“信息对称”和“议价能力对等”。但在这个案子里，刘国强作为一个外卖骑手，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平台。他没有议价能力，没有选择的权利。签或者不签，他只能选签。因为不签，他就没有工作。

这不是真正的“合同自由”，这是“被迫同意”。

沈溪把这个角度写进了代理词，反复修改了三遍，直到每一个字都精准。

开庭前一天，张嘉栩给她发了一条消息。

可能是个好人：明天的案子，你准备得怎么样了？

沈溪：差不多了。

可能是个好人：需要我帮忙吗？

沈溪：不用。这个案子不复杂。

可能是个好人：那祝你明天顺利。

沈溪：谢谢。

可能是个好人：对了，我明天要去旁听。

沈溪：你来旁听？

可能是个好人：嗯。我想看你在法庭上的样子。

沈溪：你在法庭上看过我好几次了。

可能是个好人：但这次不一样。

沈溪：哪里不一样？

可能是个好人：这次我是以男朋友的身份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