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院第二周，余越开始“好转”了。

至少病历上是这么写的。

他按时吃药，护士递过来他就接，水杯凑到嘴边就咽，咽完了还会说声“谢谢”。检查也配合，让抽血就撸袖子，让做问卷就认真打勾。三餐都吃完，虽然吃得慢。慢得像在数每一粒米，但盘子端走的时候是空的。

医生问话，他会认真思考后再回答。不再像刚来时那样，要么沉默，要么说“不知道”。

表面看，一切都好起来了。

只有赵砚明知道，这不是好转。

是更深的放弃。

余越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精致的人偶。程序设定好的那种。医生让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让做的绝不碰。他不再看窗外，不再问时间，不再表现出任何情绪波动。那张脸上，喜怒哀乐都被抹平了，只剩下一种均匀的、无害的空白。

每天早晨，护士来送药。他乖乖吞下，说“谢谢”。

中午，赵砚明喂他吃饭。其实他自己能吃，但赵砚明总想找点事做。他张嘴，咀嚼，吞咽，动作机械得像被按了开关。

下午，治疗师过来。他配合地做游戏、画画、聊天。但所有回答都像排练过，正确但空洞。

“今天感觉怎么样？”

“还好。”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没有。”

“想做什么吗？”

“都可以。”

三个字的回答，标准答案，不出错，但也绝不延伸。

赵砚明试过打破这种状态。他带来余越以前喜欢的东西：游戏机、金融杂志、甚至那盆从老宅带回来的枯茉莉。他每天都浇水，盼着它能活。

余越看着那些东西，眼神像在看一堆陌生物体。

“想玩游戏吗？”赵砚明问，把手柄递过去。

“赵总想玩的话，我可以陪你。”余越说。语气温和，像是在照顾一个需要陪伴的孩子。

“这是你的游戏机。”

“哦。”余越接过来，随手按了几下按键，屏幕上的人物动了两步，又停下。他把手柄放下，“不太会了。”

赵砚明心口发闷，像塞了团湿棉花。

他又换了个方式：“想看看市场吗？我带了电脑。”

余越摇头：“不用了，我不做交易了。”

“只是看看。”

“看了也没用。”余越说，“反正我也看不懂。”

没有自嘲，没有遗憾，没有任何情绪。只是单纯地承认一个事实：他废了。

赵砚明盯着他看了很久。余越就坐在那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脸上。那张脸还是好看的，但里面空了。像一间被搬空的房子，门窗都开着，但没人住。

他想起了张医生说过的话：他的求生欲几乎为零。

不是想死，是不在乎活着还是死了。

这两种状态，后者更可怕。

赵砚明做了一个决定。他辞去了工作室所有职务，仅剩了一些推不掉的项目。对外说休长假，圈内人都在传，说他是为了照顾一个Beta。有人佩服他有担当，更多的人觉得他疯了。

电话不断地打进来，许多人争先恐后的想吃明白这个瓜，但电话无一例外都被挂断。

赵砚明看着病房里正在叠被子的余越。

他只知道，如果余越死了，他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余梁夫妇来过一次。

刘女士一进门，看见余越的样子就哭了。她冲过去想抱儿子，但余越往后躲了躲，那动作很轻，但足够明显。

“小越，妈妈来看你了……”刘女士伸出手，想去摸他的脸。

余越看着她。那种眼神不是冷漠，是陌生。就像在路上遇见一个似曾相识的人，努力回忆但想不起来是谁。

“谢谢阿姨。”他说。

刘女士的手僵在半空。

余梁皱起眉头：“他是你妈！”

余越歪了歪头，带着一点困惑的表情，点了点头：“喔。”

不是赌气，也不是讽刺，就是单纯地接收到了一个信息。那种反应，像在说：哦，原来这个人是我的妈啊。

余梁还想说什么，被张医生请出去了。

走廊上，张医生表情严肃：“他现在有严重的解离症状，认知功能受损。强行刺激只会加重病情，建议你们暂时不要探视。”

刘女士哭着问：“那他还能认我们吗？”

张医生没说话，答案也十分明显。

赵砚明送他们到电梯口。余梁转过身，看着他，眼神复杂得厉害：“赵总，这次……谢谢你了。”

“不用谢我。”赵砚明说，“是我欠他的。”

“那笔赔偿金，我们已经处理了。”余梁说，“你不用.....”

“我会还。”赵砚明打断他，“每一分都会还。”

电梯门关上了。赵砚明站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忽然觉得特别可笑。他和余梁，两个把余越逼到绝境的人，现在站在这里扮演着负责任的成年人。

回到病房，余越正在叠被子。

他把被角折得整整齐齐，边线对齐，一点褶皱都没有。动作专注而机械，像个有强迫症的机器人。

“余越。”赵砚明叫他。

余越抬头，等待下一个指令。

“你想出院吗？”赵砚明问。

“听医生的。”

“如果医生说可以呢？”

“那就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