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阶梯教室里，窗外的阳光把黑板照得反光，老教授的声音不紧不慢，像催眠曲。

“同学们，今天我们讲二战时期的德国。”

祝喜安当时趴在桌上，黑框眼镜从鼻梁上滑落，昏昏欲睡。但老教授接下来说的话，像噩梦一样扎进了他半梦半醒的脑子里。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运作流程，是人类历史上最精密、最可怕的屠杀流水线。你们要记住这个时间：1942年，万湖会议之后，纳粹开始系统性地实施最终解决方案。”

老教授推了推眼镜，缓慢慈祥的声音不能为这令人胆寒的事实增加半分温情。

“他们把犹太人赶上火车，运到集中营。火车一停，站台上就开始分类筛选。党卫军医生只扫一眼，手往左边一指，有劳动力的，去做苦工。往右边一指，老人、孩子、病人、孕妇，直接送毒气室。”

阶梯教室里很安静，老教授的话像一坨非牛顿流体，说起来软绵绵的，落在地上却格外冷硬。

此时他已经不知不觉走到了趴在桌上的祝喜安身边，掰断一小截粉笔头丢在他折出了个小尖尖的衣领里，粉笔头一路落在了他的肚脐上，那是他把秋衣扎进秋裤的位置。

祝喜安瞥了一眼附近的同学，有男有女，他不好意思伸手进去把秋衣扯出来，再粉笔头掏出来，于是打算忍着干痒挨到下课。

在老教授提点的目光里，祝喜安挺直了身体坐起来，双手交叠摆在桌上，标准的如同小学生，然后默默吐槽一句：

“德艺双馨的小老头啊，这就是你不用PPT坚持用粉笔手搓板书的原因嘛？”

老教授继续说道：“那些被送进毒气室的人，死前最后做的事是什么？是脱衣服。把衣服叠好，放在指定的位置。金牙要拔下来，头发要剃掉。因为这些都是资源。金牙可以熔成金条，头发可以织成地毯，衣服可以送给德国平民。甚至连骨灰都不浪费，要卖给工厂做肥料。”

祝喜安当时觉得胃里一阵翻涌。

“最可怕的是什么？不是那些拿枪的党卫军，不是那些放毒气的士兵。是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的人。那些官僚，从不出现在集中营，只负责开会、签字、打电话。他们在讨论什么？如何提高焚尸炉的效率，如何缩短从火车到毒气室的时间，如何降低运输成本。”

“这些人，一辈子没见过一个犹太人。他们只是坐在办公桌后面，看数据，算成本，写报告。然后几百万人的命，就在那些数字里消失了。”

……

这些话，这些祝喜安以为早就忘记了的知识点，早就忘了的场景，正一个一个往外冒：

分类筛选，有劳动力的和无劳动力的，资源回收，效率优化……这些祝喜安没兴趣反复温习的词汇，在这些天的暴力抓捕中不断涌现，让大学里的那个下午被重新调取出来。

与此相关的，除了那个干痒的下午，还有他和戚翡玉曾高谈阔论的夜晚。那些从老教授嘴里说出来的话，又在他的嘴里过了一遍，祝喜安也曾经，亲口说过的。

那时候他住在戚翡玉那里，有一天晚上，两人在庭院里喝茶聊天，祝喜安不知怎么就说这个世界的混乱，政治腐败，军方跋扈，平民活得像蝼蚁。

戚翡玉说：“这个世界向来如此。你愤世嫉俗的样子，像是从理想国出来的传教士。”

祝喜安笑了笑，说：“就当我心里还有个不死的愤青吧。世界上罪恶的事情太多了，我有时候想，怎么会有人类这么智慧的生物，有时候又想，怎么会有人类这么邪恶的群体？”

“怎么说？”戚翡玉像是循循善诱的苏格拉底。

祝喜安随口说了一堆，说着说着，就说到了颇具代表性的纳粹集中营，不过是以“我听说过一个故事为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