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开了。不是昨天那扇门，是另一扇。更大，更沉，铁的，上面刻着花纹——不是花，是虫。密密麻麻的，刻满了整扇门。虫的眼睛是凹进去的，黑黑的，像在看你。

“走吧。”晏云舟拉着我走进去。

门里面不是走廊，不是房间，是——教堂。很大，很旧，长椅翻了一半，十字架倒在地上，彩绘玻璃碎了好几块，风吹进来，呜呜响。讲台还在，上面站着一个人。不是神父，是个女的，四十来岁，短头发，穿着灰色外套，手里拿着一个本子。她看着我们，没笑，也没怕。

“你们来了。”她说。

“你是谁？”晏云舟问。

“我是记录者。这个副本的记录者。”

“记录什么？”

“记录证词。”

她翻开本子，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七个人。七种说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每个人都在撒谎。你们要做的，是把所有证词连在一起，找出真相。”

“什么真相？”

“神父怎么死的。”

我愣了一下。“神父死了？”

“嗯。死了很久了。你们在找他的心，对吧？心在他死的地方。找到那个地方，就能找到心。”

“那七个人是谁？”

她指了指教堂后面。那里站着七个人，四男三女，穿着各种各样的衣服，有的老，有的年轻，有的面无表情，有的在哭。

“他们是神父生前认识的人。家人、朋友、邻居、同事。每个人都知道一些事，每个人也都隐瞒了一些事。你们一个一个问，问完了，告诉我答案。”

“什么答案？”

“神父的心在哪儿。”

她合上本子，走到旁边，坐下来，看着我们。

我深吸一口气，走到第一个人面前。是个老头，七十来岁，头发白了，背驼了，手里拄着拐杖。他看着我们，眼睛是红的，像哭过。

“你是谁？”晏云舟问。

“我是他爸。”

“神父的爸爸？”

“嗯。”

“他怎么死的？”

老头沉默了很久。“自杀的。”

“什么时候？”

“二十六岁生日那天。”

“怎么自杀的？”

“跳楼。从教堂顶上跳下去的。”

“为什么？”

老头又沉默了。这次更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因为我。”他说，“我跟他说，你不是我儿子。你是魔鬼。你不配当神父。你不配活着。”

他说完，哭了。眼泪从红红的眼睛里掉下来，顺着脸上的皱纹往下流。

“我喝多了。说的气话。第二天他就跳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他爸。我怎么能说那种话。”

“他为什么是魔鬼？”晏云舟问。

老头抬起头，看着我们。“因为他脑子里有虫。从小就有。医生说治不好。一辈子都治不好。他每天都头疼，疼得撞墙。他说里面有东西在爬。没人信。都以为他疯了。他没疯。真的有虫。我见过。他头疼的时候，从耳朵里爬出来过。白的，细细的，跟蛆一样。”

“虫怎么来的？”

“不知道。生下来就有。他妈怀他的时候，去过一个地方。回来就不对劲了。整天说胡话，说有人在她肚子里种东西。生完他就死了。死的时候，眼睛是睁着的，嘴也是张着的。我看见她嘴里有虫。跟他耳朵里爬出来的一样。”

我盯着老头，后背发凉。虫是遗传的？还是被传染的？

“谢谢。”晏云舟说。

他拉着我走到第二个人面前。是个女的，三十来岁，长头发，穿着白大褂。是医生。

“你是谁？”

“我是他的主治医生。”

“他什么病？”

“偏头痛。查不出原因。CT、核磁、脑电图，都做过。正常。但他说疼，疼得想死。我给他开止痛药，不管用。开安眠药，也不管用。他说里面有东西在爬，我说那是幻觉。他不信，说我骗他。后来他不来了。”

“你信他吗？”

她沉默了一会儿。“信。有一次他头疼发作，在我诊室里。他抱着头，在地上打滚，喊‘出来了出来了’。我看见他耳朵里有东西在动。我拿手电筒照，没照到。它缩回去了。但我看见了。白的。细细的。在动。”

“你怎么没写在病历里？”

“因为我写了，别人会以为我疯了。”

“你现在说了。”

“因为你们不是正常人。你们能信。”

晏云舟没接话，拉着我走到第三个人面前。是个男的，五十来岁，胖胖的，穿着围裙。是卖早餐的。

“你是谁？”

“我是他邻居。住他楼下。”

“他这个人怎么样？”

“挺好的。安静。不吵不闹。就是有点怪。不爱说话。不爱出门。偶尔下来买早餐，买了就走，不多待。有一次他下来买豆浆，我多给了他一根油条，他看了我一眼，眼眶红了。说好久没人对他这么好了。我当时没在意。后来想想，他可能真的没人对他好。”

“他死的那天，你看见什么了？”

“看见他站在楼顶。我在楼下摆摊，抬头看见的。他穿着黑袍子，站在边上，风吹得衣服飘。我喊他，他没应。我跑上去，来不及了。我到的时候，他已经跳了。”

“他跳之前说了什么吗？”

“说了。我听见了。他说，爸，我不是魔鬼。”

老头在旁边哭了。哭得很凶，拐杖掉地上，人也站不稳了。

我走过去，把拐杖捡起来递给他。“他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老头看着我，眼泪还在流。“真的？”

“真的。他说你不是魔鬼。他说的。你听见了。”

老头抱着拐杖，哭得说不出话。

晏云舟拉着我走到第四个人面前。是个女的，二十出头，扎着马尾，穿着校服。是学生。

“你是谁？”

“我是他教过的学生。他以前在学校当过老师。教语文。”

“他教得怎么样？”

“好。他讲课很有意思，会讲故事。我们都喜欢他。但他不爱笑，总是板着脸。有一次我问他，老师你怎么不笑。他说，笑不出来。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笑的时候，虫会爬出来。”

“你信吗？”

“不信。我以为他在开玩笑。后来有一天下课，我看见他一个人站在走廊里，低着头，手捂着耳朵。我走过去，他抬起头，我看见他耳朵里有东西。白的。在动。我叫了一声，他跑了。第二天就没来上课了。后来听说他去了教堂，当了神父。”

“你后来见过他吗？”

“见过。在教堂。我去做礼拜，看见他在讲台上。他看见我了，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第一次见他笑。笑完就走了。再也没见过。”

“他笑的时候，虫爬出来了吗？”

“没有。他笑了，虫没出来。所以他是真的笑。不是为了藏虫。”

我盯着她，嗓子发紧。他笑不出来，是因为怕虫出来。但他对她笑了，虫没出来。因为那是真的笑。不是因为疼，不是因为怕，是因为高兴。

第五个人，是个男的，四十来岁，瘦高个，穿着西装。是律师。

“你是谁？”

“我是他的辩护律师。”

“他犯过罪？”

“没有。他被人告过。说他传播邪教。说他在教堂里搞迷信活动。原告是他爸。”

我愣了一下。“他爸告他？”

“嗯。说他脑子有病，不适合当神父。要求教堂辞退他。官司打了半年，最后他赢了。但他辞职了。他说，教堂是干净的地方，不能因为他变脏。”

“他爸为什么告他？”

“因为他爸怕他。怕他脑子里的虫。怕虫传染给别人。怕别人知道虫是他妈传下来的。”

“虫会传染吗？”

“不知道。但没人敢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