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定在梦泽多停留一段时间。

那晚烛光下的讲述，比任何一场精心策划的远行，都更让我感到一种深沉、持久的震动。

我终于承认了生命底色的荒芜，也终于更能清晰地看见、更纯粹地欣赏，那些荒芜之上偶尔开出的、微不足道却自顾自美丽的小花。

第二天一早，我在灶房找到正在烧水的阿夏。“阿夏姐，”我说，声音在空旷的晨间显得有点突兀，“我想多住一阵子。能长租吗？”

她抬起被灶火映亮的脸，利索地用火钳拨了拨柴。“行啊，”她说，“你按月给就行，我给你算便宜些。我也省心，不用天天换洗了。”

欢喜乐队那几个人，也没急着走的意思。后来断断续续聊起来才知道，他们干的都是在“正经”行当边缘游走的活计——大河偶尔还会接一些户外向导的单子，小树在给网站远程写代码，阿Moon是自由插画师。正因为不必绑死在一个地方，他们反倒攒下了能整块凑在一起的时间。

对我来说，日子也终于变得很慢。时间不再是需要填满的容器，而成了一片可以走进去的旷野。

清晨，我常沿着屋后的溪水往山里走。看水如何从石缝里渗出来，汇成一股清亮的奔流；看乳白的雾如何从谷底一丝丝蒸腾而起，又在光线漫过来时，被无声地舔拭干净。

十有八九，我都能碰见那个讲述了痛失所爱故事的姑娘。她叫阿瑶，只比我早两天到梦泽。

阿瑶有时坐在下游的青石上，赤脚浸在冰凉的溪水里，闭着眼，像一株自体循环、安静呼吸的水生植物；有时只是站着，望山谷里流动又消散的雾，久久不动。我们很少打招呼，像两棵恰好长在同一片坡地上的树，共享阳光、雨露，却保持着各自生长的姿态和寂静。

偶尔，我的目光会无法控制地，在她被晨光微微勾勒的侧脸轮廓上，多停留一秒。心里被一片极轻的羽毛拂过，泛起一丝难以名状的疼痛。但也只有那一秒，我会很快移开视线，不敢惊扰什么，只继续走我自己的路。

回去时，阿夏的农家早饭便差不多好了。玉米粥在铁锅里咕嘟着米花，腌萝卜脆生生地堆在粗瓷碗里，有时还有几张烙得焦香的饼子。大家陆陆续续围坐到宽大的木桌边，稀里呼噜地吃，只有碗筷碰撞出让人踏实的响声。

上午，乐队常在屋后那片空地上捣鼓，乐器声时而零落，时而暴躁。我大多时候都坐在不远处的石阶上听，有时兴起，也会为了凑近，在他们为一个和弦争得忘了喝水时，把阿夏晾在井台边、装满凉开水的大壶拎过去放下。

阿欢偶尔会从创作中猛然抽离，抬头喊：“柴火不够了！谁跟我去林子里捡点？晚上搞个篝火！”我便拍拍裤子站起来，拎上墙角的竹筐，跟着队伍一前一后晃进林子。然后凭着一点模糊的生活经验，仔细分辨哪些木头彻底干透了，哪些芯子里还藏着湿润的寒气。

午后，厨房常要搭把手。我晃荡过去，总能看见阿瑶也在。她或是系着阿夏那条洗得发白的素净围裙，挽着袖子，露出伶仃的腕骨，安静地坐在小板凳上，一根根地掐着豆角尖；或是站在水槽边，专注地冲洗竹篮里沾泥带土的野生菌子。

我们这些因缘际会相聚的陌生人，渐渐有了一种无须言说、自然形成的默契。她清理案板，我便很自然地去井边打水；我刷完锅沥在灶边，她会默不作声地走过来，用干布把内壁擦得锃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