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初三十五年，惊蛰。

宁古塔的春天来得晚，三月了，冰雪才刚开始消融。屯所外的白桦林里，去年秋天谢云舒带孩子们挂的识字木牌还挂在枝头，被风一吹，叮当作响。牌上墨迹已被风雪侵蚀得模糊，隐约能辨出“水”“土”“心”“诚”几个字——是她教孩子们的第一课。

纺车学堂的工坊里，炉火已经三天没有熄过了。

谢云舒躺在靠窗的木板床上，身上盖着边民们凑钱买的厚棉被，可她还是觉得冷。那种冷是从骨头里透出来的，任多少层棉被都捂不暖。她知道，时候到了。

十年。

从永初二十一年流放至此，到如今永初三十五年，整整十四年。她在这比北更北的苦寒之地，活过了所有人预料的期限，还做了许多事——改良了纺车、织机、后来还有水车；开了学堂，教出三批识字的边民孩子；帮着屯所规划了排水渠，让春天的融雪不再淹掉田垄。

边民们给她立了长生牌位，偷偷供在屯所祠堂的角落里。牌位上写的是“谢先生”，不写全名——这是大伙儿的默契，既感念她的恩德，又保护她流徙罪人的身份不被官府追究。

此刻，工坊里挤满了人。

瞎眼婆婆坐在床边的矮凳上，枯瘦的手一遍遍抚着谢云舒的手背；当年那个总角小儿，如今已是十六岁的少年，红着眼眶站在床头；学堂里第一批学生，现在都成了屯所的顶梁柱，有的做了木匠，有的当了账房，都默默守在门外，不敢进来打扰，又不肯离开。

“先生，”少年声音哽咽，“药熬好了，您喝一口……”

谢云舒缓缓摇头。她的视线已经开始模糊，看人只剩轮廓，却能清楚看见窗外那片天空——湛蓝的，没有一丝云，像极了江宁春日，秦淮河上倒映的天色。

“今日……初几了？”她轻声问。

“三月初七。”瞎眼婆婆答。

三月初七。

谢云舒嘴角微微扬起。永初十八年三月初七，江宁府衙后街，她第一次看见沈砚。那时他穿着青衫，在一个瞎眼老婆婆的馄饨摊前停下，吃完馄饨，付了双倍的钱。

就是那一眼，让她动了不该动的心。

“婆婆，”她声音很轻，“我枕头底下……有个布包。”

瞎眼婆婆摸索着取出。是个洗得发白的蓝布包，打开，里面是半枚开元通宝，用红绳系着；一张泛黄的小像，画的是个婴孩；还有一封信，信封上没有一个字。

“铜钱……给孩子。”谢云舒艰难地说，“小像……烧了。信……等开春路通了，托商队……带去京城工部衙门……给沈砚。”

少年接过布包，泪水夺眶而出：“先生，您别说话，省着力气……”

“力气……”她笑了，笑容很淡，“省了十四年……够了。”

她缓缓转过头，望向窗外。视线穿过工坊的木窗，越过白桦林的树梢，落向南方的天际线。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有绵延的雪山，和雪山后更远的、她再也回不去的江南。

可她看着那里，眼中却渐渐有了光。

仿佛看见了江宁的烟雨，秦淮的灯火，谢家老宅那株开满花的海棠。看见书房里，那个人伏案绘图的侧脸；看见月下，他递来玉簪时微红的耳尖；看见十里亭，他最后说“两清”时，眼中那片破碎的星河。

十四年了。

她以为时间会磨平一切，可临到终了，才发现那些画面非但没有褪色，反而愈发清晰，清晰到能看清他青衫上的每一道褶皱，能数清他睫毛的每一次颤动。

“沈砚……”她极轻地唤了一声，像叹息。

然后缓缓闭上眼睛。

握着瞎眼婆婆的那只手，松开了。

***

永初三十五年，清明。

京城刚下过一场雨，工部衙门的青石地砖上还汪着水渍。沈砚从早朝回来，官袍下摆沾了些泥点，他却没有在意，径直走进书房，继续审阅江南春汛的奏报。

案头摆着新到的北疆文书。他照例先拆实务司的例行禀报——屯田春耕已开始，新渠运转良好，去年纺车学堂又添了十七个学生……

目光扫到最后，忽然定住。

信纸末尾，实务司主事添了一行小字：

“……另禀：宁古塔屯所谢先生，于三月初七日病逝。边民遵其遗愿，葬于屯所南坡，墓碑朝南。下官路过时见之，墓前已有野花自发，故附言告知。”

笔尖的墨滴在奏报上，洇开一团浓黑。

沈砚一动不动。

窗外雨又下起来，淅淅沥沥，打在窗棂上，像谁在轻轻叩门。他缓缓放下信纸，站起身，走到窗边。庭院里那株老梅，今年花开得特别盛，粉白的花瓣被雨打落，一地碎琼。

他看了很久。

然后转身，从书架最底层取出一个紫檀木匣。打开，里面是厚厚一沓信纸——都是这些年北疆来的，关于“纺车娘子”的消息。他一张张翻过，动作很慢，很轻，像怕惊扰了什么。

翻到最后一张，是三年前实务司主事写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