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大城市的一个中产家庭，相比较世界上大多数的人，我的生活富足而又幸福。

这是从小到大，母亲就一直反复告诫我的事。

“人要学会知足常乐。”

她很用力地擦掉我脸上的米饭，眉宇间透出一种慊弃。

“比起非洲的那些地方，你能出生在这里，能有饭吃，有衣服穿，就已经打败了很多人了。”

彼时的我还不太会走路，却学会了一边咽下米饭，一边神情严肃地点头，就好像我真的听懂了她的话一样。

现在回想起来，伪装，大概是我学会如何在那个名为家的环境里生存下去的第一门技术。

第二门，则是顺从。

家里隐藏着一个幽灵般的人。

他不常出现，也不常说话，甚至形象也不甚清晰，细细看去，像一头站起来的猪，身上游动着一种若有若无的皮肉膻气，却在家这个地方富有特别的威严。

每次放学回家，母亲都要让我脱掉鞋子，坐在餐桌前，把餐具和椅子摆好。

她严厉地告诉我，要恭恭敬敬地给那个人倒水，叫那个人“爸爸”。

“我们这个小家，全靠你爸爸撑起来，他天天在外面上班，真的是一个很辛苦的人。”

她半蹲下身子，语重心长地摸摸我的头。

“你要好好读书，找到一个好工作，成为你爸爸的骄傲。”

“等到你以后结婚，生下可爱的孙子，把亲家服侍好照顾好，我的任务就圆满结束了。”

我低着头站在原地，盯着脚上的白色袜子，并未吭声。

她哼着歌儿站直了身体，继续做今天的晚餐。

厨房里的抽油烟机阵阵嗡鸣。

在学会叫“爸爸”后的一段日子里，家里的环境逐渐变得宽裕起来，家具一件一件都换成了新的，阳台上摆上了绿植，电视机变得越来越大，连空气似乎都变得比以往更洁净。

父亲也变得越来越忙碌。

时间一直到我十一岁那年，也就是我升上五年级的时候。

五年级，一般是孩子们青春期萌芽的关键期，也是老师们在家长会上反复强调的“分水岭”。

在网络和学校的渲染下，给孩子报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和兴趣班，鼓吹“超前学习”、弯道超车，这也是是那个时代最流行的风潮之一。

在我升学这件事上，母亲压力很大，时时夜间失眠。

所以，我压力也很大。

真诚的说，那简直是我童年回忆里最敏感，也是最小心翼翼的一段时期——每次放学回到家，在书房里做作业时，母亲就会时不时走进来，观察我做作业的模样。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下午，她挪了一把椅子过来，身上穿着那条绿色的真丝睡裙，端坐在我身后，盯着我写题目，眼睛鼓得比玻璃缸的金鱼还大。

我绞着手指，对着那道早已记不清原题的数学题发呆。

她突然凑了过来，指甲油鲜红的指尖戳着题目。

“这么简单的逻辑都想不通？”

我不敢抬头，只紧紧地盯着试卷上的黑字，仿佛那里面暗藏着什么不可思议的力量，马上就能救我逃出这里。

她眉头紧锁，声音陡然拔高。

“笨死了，我怎么会生下你这样的小孩！别人家的小孩都会做，怎么就你不会做？你是猪脑子吗？”

听见声音，父亲也迈着沉重的脚步走了进来。

我缩在椅子上，肩膀微微颤抖，一不小心，眼泪滴落到书上。

母亲顿时勃然大怒。

紧接着，各种听得懂的和听不懂的话如滔天洪水般灌进耳朵，周围的空气仿佛冬天掉进了河里的棉被，湿漉漉的，冰冷而又沉重。

我至今记得那种恐惧——仿佛沉入了水底，肺部被巨大的压强死死抵住，无法呼吸。

回过神时，我已经哭着躲到了父亲的身后。

“你凶她干嘛，她才这么大点儿人，你不能花时间多教教她吗？”

父亲一边打着酒嗝，一边指着母亲的鼻子，眼底虽然疲惫，但说话仍是中气十足。

她的气焰一下子弱了下来，嘟嘟囊囊地坐了回去。

她说：“好嘛，你们一家人真是团结。”

这就是最初的记忆，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学会了用这种方式威胁母亲。

母亲是很奇怪的人，她一会儿对我很好，能耐心地教我数学题，一会儿却又会对我说出那些很难听的话。哪怕我什么都没有做，她也会用充满怨恨的眼神仇视着我。

无数个夜晚，我在梦中被那样的眼神惊醒。

但幸好，受困于父亲的权威，即使再厌恶，她也不得不捏着鼻子照顾我。

然而，即使这样，我依然无法亲近父亲。

相比起不常在家的父亲，母亲照顾我的起居，为我准备美味而富有营养的食物，把家里各个角落打扫得一尘不染，在我面对一系列难题时，也常常能给出答案。

母亲的爱就是全世界的爱，母亲的话，是流淌在血液里的最神圣不可违抗的懿旨。

怀揣着这样的心情，我忠心耿耿地执行着母亲的每一个命令。

在我废寝忘食、拼尽全力地学习，终于考上了重点中学之后，考虑到我的学业，又考虑到家里的经济情况还算宽裕，母亲和父亲决定搬家到学校附近。

新家是一个很好的地方，至少完全可以用好这个字来形容。我获得了更宽敞的卧室，更明亮的书房，和更贤惠、更温柔的母亲。

但那天，气氛不是很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