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两天，木兰像一颗落入溪流的石子，在默市的交换网络中激起细微的涟漪。她用河马雕刻从一个匈牙利皮毛商那里换到一小块鞣制柔软的羊皮；用羊皮从一个热那亚老妇人那里换到三枚还算光亮的铜币；又用铜币从一个落魄的水手那里，换到一把旧但锋利的匕首。

资本在缓慢地增值，像春雪融化后渗入地下的细流。

但她清楚，这种依赖运气和瞬时判断的交易方式，根基太脆弱。一个残疾的东方面孔，揣着稍多一点的财物在鱼龙混杂的港口行走，如同稚子怀璧夜行。

她需要更稳定的生计，更需要——学会这里的语言。

码头区边缘有家叫“破帆”的小酒馆。木板搭成的房子歪斜着，门口挂着半截真正破烂的船帆。这里是水手、搬运工和无所事事的流浪汉聚集的地方，终日弥漫着劣质麦酒和汗臭的味道。

酒馆外头的空地上，常有人聚在一起玩一种简单的纸牌游戏。规则粗浅：每人发三张牌，比大小，下注，开牌。赢家通吃。

木兰在远处看了三天。她看不懂牌面上的符号，但看得懂人的表情——拿到好牌时瞳孔细微的扩张， bluff 时喉结不自觉的滑动，输钱后咬紧的后槽牙。这些微小的信号，在战场上她用来判断敌军将领的虚实，在这里，成了另一种武器。

第四天，她走了过去。

赌注很小，一次不过两三枚铜币。她下注谨慎，赢一局便收手，输一局就默默退开。几天下来，竟攒了一小把铜子。

人们开始注意到这个沉默的东方残废。起初是好奇，后来是轻蔑，再后来，当发现她赢多输少时，眼神里多了别的东西。

危险在一个闷热的午后降临。

对手是个叫“大块头约翰”的英格兰水手，胳膊有木兰大腿粗，脖子上挂着鲸牙项链。他已经连输三局，面前只剩最后一枚铜币。汗珠从他通红的额头上滚落，眼睛里布满血丝。

第四局，木兰的牌并不好。但她从约翰快速眨动的眼皮和微微颤抖的手指看出，对方的牌更糟。她跟注了。

开牌。木兰输了。

按照规则，她该推过自己下注的两枚铜币。但她没有动。

“你出千。”她用生硬的、带着古怪口音的单词说。这是她这几天认真学来的，发音不准，但意思明确。

周围瞬间安静了。

约翰的脸由红转紫，像块煮过头的猪肝。他猛地站起来，木凳哐当倒地。“你说什么？！”咆哮声震得人耳膜发疼。

“上一局，”木兰慢慢地说，每个字都像从石头里凿出来，“你右手袖口，多了一张牌。”

她其实没看见。但她记得上一局约翰洗牌时一个不自然的停顿，记得他开牌前左手曾快速拂过右袖。这是猜测，更是试探。

而约翰暴怒的反应，证实了猜测。

“你这黄皮猴子——！”怒吼声中，巨大的拳头挟着风声砸来。

木兰没有躲。或者说，以她此刻的状态，根本躲不开这蓄满怒气的一击。

拳头重重砸在左肩，骨头发出令人牙酸的闷响。她向后踉跄，撞翻了一张桌子，摔倒在地。紧接着，靴子踹在腰侧、后背。疼痛如炸开的火星，瞬间席卷全身。

她蜷缩起来，头紧紧抵着膝盖，左手虚掩在胸口。任凭拳脚如雨点落下，她一声不吭。

周围有人吹口哨，有人大笑，没人上前。

不知过了多久，殴打停止了。约翰啐了一口，抓起桌上所有的铜币，骂骂咧咧地走了。

木兰躺在地上，缓了很久。然后，她用左手撑地，一点一点，艰难地坐起。嘴角有血，肋骨疼得像要裂开。她慢慢整理被扯乱的衣襟，指尖触到内襟夹层，最后的资产也还在。

她扶着墙壁站起，一瘸一拐地离开“破帆”酒馆。身后，嘲笑声渐渐远去。

夕阳将港口的影子拉得很长。她走到一处僻静的海堤，靠着冰冷的石墙坐下，面对大海。

海风拂面，带着遥远的咸味。疼痛在身体里一跳一跳，但她的眼神很平静。

这一顿打，打碎了她最后的侥幸。在这里，没有故国的法度，没有同袍的情义，甚至没有基本的公道。力量是唯一的法则，狡诈是通用的语言。

她需要新的生存方式。需要真正掌握这里的语言，需要找到不依赖运气和暴力的立足之地。

远天，海鸥盘旋鸣叫。更远处，海平面与暮色交融，模糊了界限。

“仅是一个新开始而已，”她对着东方，轻声说，“我会找到路的。”

声音很快被海风吹散。但她眼底，那簇从沧江底、从流民潮、从仓库尘埃里始终未曾熄灭的火苗，在异国的暮色中，静静地，重新燃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