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这里,衣象山慢慢地说:“我有罪,没能保住刘老蔫的命,可当时我的话日本人也不听啊。”
“衣象山!”庞明脸色铁青,像块冻透了的生铁,那双眼睛鹰隼般盯着衣象山,“你不要给自己辩解。要不是你加码征粮,要不是你领着日本人到刘老蔫家里,他能死吗?欺压百姓,鱼肉乡里,这就是你的罪状!你不认?有办法让你认!带证人!”庞明朝门外厉声喝道。
门帘一掀,缩着肩膀的李三被推了进来。他佝偻着背,眼神慌乱地在衣象山和地面之间游移,双手紧张地搓着衣角。
“李三,日本鬼子在这里的时候,你不是跟着衣象山在乡公所里干吗?你说说,那年周家庄的刘老蔫是怎么死的?”庞明的语气稍微缓和了一下说。
李三嘴唇哆嗦了几下,才发出蚊蚋般的声音:“庞……庞书记,各位领导,我……我在伪乡公所当过几天文书……”他飞快地瞥了一眼衣象山,又像被烫着一样迅速低下头。由于紧张,原先准备好的“罪状”全忘了,只剩下本能的恐惧。他额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内心剧烈地挣扎着。他记得衣象山当年干伪乡长时,有些事做得是不地道,克扣、打骂是有的,但李三更清楚,在鬼子眼皮底下,有些事也由不得他不做。他自己心里也清楚,要是照实说,被当成包庇,自己也脱不了干系;可要照着他们暗示的那样添油加醋,自己良心上确实也过不去……李三只觉得喉咙被什么堵住了,一股酸涩涌上来,他咽了口唾沫,艰难地挤出几个字:“那年……给鬼子征粮,衣……衣乡长他……他是按着上头定的数收的……” 话一出口,他就看到庞明的目光陡然锐利起来,像刀子一样刮在他脸上。李三吓得一哆嗦,他慌忙改口,声音带着哭腔:“不……不是!是……是他让保丁把交不上粮的老蔫……吊在屋后这棵槐树上……吊……吊了一宿。”他不敢再说下去,把头埋得更低,身体筛糠般抖动着,整个人仿佛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衣象山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腚巴骨直冲头顶。他张着嘴,想辩解那多收的粮食都是被日伪军硬逼着加码的,想说自己曾经偷偷将鬼子的运粮车队哪天哪刻经过小石桥的消息告诉抗日的队伍,想说他后来也偷偷给老蔫家塞过两升黍子,还想说自己当年是怎么被那柄寒光闪闪的东洋刀逼着,才接下了这个“周家乡乡长”的烫手地瓜……可这些话在喉咙里滚了又滚,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那些陈年旧事,那些曾经沾过手的污秽,现在抖落出来,又怎能说得清?谁又能给你证明?李三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吗?在刘振国那洞察一切的目光和庞明那喷火的怒视下,衣象山觉得任何辩解都是徒劳的。何况当时自己确实也没有为刘老蔫求情,本以为吊上两天就没事了,谁知道第二天刘老蔫就死在了这里,往后好长时间,衣象山一想到这事就悔恨不已。
庞明因为愤怒脸涨得通红,他用手指着衣象山,说:“衣象山,共产党的政策你应该知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管你承不承认,事实是改变不了的。还有,你说,四七年冬天你为什么全家跑到青岛去?”
“我怕挨斗,当时不是都在斗地主斗富农吗?”
“仅仅是怕挨斗吗?没有别的原因?”
衣象山抬起头,看着他们两人,“其它还能有什么?守着那么些老少爷们挨批,被斗,甚至被打,往后我还怎么在村里活下去……”
“你在青岛都见过什么人?”庞明打断衣象山的话说。
“见过什么人?就是当地的一些干活的人啊,刚去的时候都不认识。”
“你没见过国民党当兵的?”刘振国接过去问,眼睛紧紧盯着衣象山的眼睛。
“哦……见过。上次你在俺家里我不是说了吗,去见过官亭的孙贵。”
“为什么见他?”庞明也死死盯着衣象山问。
“当时衣林长病,浑身烧得快不行了,诊所的医生说只有打盘尼西林才管用,药店里根本买不到,他说部队里可能有,我去找孙贵就是买这药的。”衣象山说。
“除了买药,你去部队还干什么了?”
“就是光买药了,拿着药我就急着回去了。”衣象山着急地说,“真的什么也没干啊!”
“你可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叫衣象河进来!”刘振国朝门口喊。
陈公安出去,不一会领着衣象河走了进来。衣象河低着头,连看也没看衣象山。刘振国指了指东边的板凳,示意衣象河坐下,说:“衣象河,把你知道的关于衣象山那年去青岛的事再说一遍。”
衣象河这才看了看衣象山,吞吞吐吐地说:“我……我也是听说的,前几天我去赶……赶蔡站集,在集上碰见官亭的一个熟人,他不知听谁说的,说……说象山到军营找孙贵,两个人在房间里小声喳咕了好长时间。”
“衣象山,他说的是事实吗?”庞明问。
“差不多,”衣象山说,“具体待了多长时间我也记不大清了。”
“从孙贵那里买了多少药?”
“两瓶盘尼西林,还有……还有一包‘大安片’”衣象山边回忆边说。
“那个时候这些可都是紧缺货啊!你还真有办法!买这些药总共花了多少钱?”庞明问道。
衣象山一想起当时花了十块银元买的那些药,就有些生气,总好像有种被人骗了的感觉,包括那黄包车夫,至今在谁面前他都不愿提起这档事,就说:“好像是三块银元吧,也记不大清了。”
“不止三块吧?你再想想,到底给了孙贵多少钱?”
“不是三块就是四块,真的记不起来了。”
“我们怎么听说,你给了他两根金条?”刘振国突然说。
衣象山心头一震。当时去青岛带着那两条“黄鱼”,家里没有人知道啊!除了文氏,连衣芳都没和她说过。用它换金圆券时,在场的那些人也没一个认识的,那会是谁透露出去的呢?他忽然明白了,难道……他看向衣象河,象河赶紧扭头向窗外看去。
“怎么可能啊,买那点药也用不着那么些钱。”衣象山说。
“就是啊。那你给他两条金条到底想干什么?”庞明紧追着问。
衣象山又是一惊,过了一会才反应过来,“没没,我可没给他金条。”
“那那两条金条干什么了?”
一阵心酸又涌上衣象山的心头,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用金条换金圆券,这是他最后悔又最恨自己的一件事,当时怎么就那么胆小,那么听话,两根金灿灿的“黄鱼”就换了一堆废纸——比废纸还不如,回到家花又不能花,扔了又不舍得。要不是换金圆券,我衣象山这几年也不至于日子过得这么窝囊!芳她娘也不至于走得这么快啊!
这些想法在衣象山脑里也只是一瞬间的事。他用手抹了抹眼睛,说:“当时在青岛换了金圆券了。”
庞明和刘振国交换了一下眼神,似乎还不大相信。
“谁能证明?”刘振国又问。
屈辱加上怨愤一起涌上衣象山的心头,他呼吸变得急促,每一次呼出都带着灼热的痛楚,胸腔里那颗心狂跳着,擂鼓般撞击着肋骨。“谁能证明?当时银行里负责兑换的人一个都不认识啊!我家里(老婆)知道这事,可她又死了啊!找谁证明啊?”
房间陷入了短暂的沉默。衣象山站在屋子中央的泥地上,像一株被狂风骤雨抽打过的枯草,但内心却似狂涛骇浪一般。冷汗早已浸透了衣服,冰凉地贴在脊背上,又痒又冷。他竭力想站直,可膝盖却不受控制地微微打颤。悲痛,自责,悔恨,委屈,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衣象山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发黑,耳朵里嗡嗡作响。就在身体失去平衡的刹那,一股热流突然不受控制地尿出,瞬间在棉裤上洇开一小片痕迹,微微散发着热气,夹杂着一股臊气。这突如其来的失控,如同最后一击,彻底摧毁了他仅存的一点体面,他如同一滩烂泥般,瘫软在冰冷污浊的泥地上。
丧失意识前,他最后看到的,是刘振国那冰冷如铁的目光,庞明那愤怒狐疑的脸庞;最后听到的,是“装死耍赖”“妄图蒙混过关”。那失禁的温热与泥地的冰冷,成了他意识沉入无边黑暗前,最深、也是最绝望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