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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的青岛，风裹挟着海藻的咸腥与码头煤烟的呛人气息，从胶州湾一路灌进市区的大街小巷。这风黏腻腻的，拂在脸上，虽不像家乡那样干爽，却也比家乡那火辣辣的、烤得人肉疼的感觉舒服得多。尤其在清晨与傍晚，当那一缕缕凉意乘着海风，钻进人的袖口、衣领，便让人格外清晰地意识到，这里是海滨，是与那片干燥、酷热的故土截然不同的地方。

吃过早饭，衣林穿着浆洗得发硬的立领学生装，背着姐姐用碎布头拼接缝制的书包，欢快地向圣功私立小学走去。路旁德式洋楼的红瓦在晨光中格外鲜艳，尖的房顶在地面投下长长的阴影，梧桐的叶片在风中沙沙作响。他的布鞋踩着湿漉漉的方石路，鞋尖虽已磨得发白，却仍小心翼翼地避开积水，或跳跃或曲折地行进着。衣芳穿着同样洗得发白的碎花布裙，看着衣林进到学校大门，才返回裁缝铺，扫地擦桌子，归拢好已完工的衣服，准备迎接第一批客户。

青岛这几年来虽然没有大的战事，但同全国一样，深陷于经济全面崩溃的泥潭，物价如脱缰的野马，一路疯狂飞涨。曾经机声隆隆的工厂，如今不少大门紧闭；热闹的商埠日渐萧条，许多老字号的招牌被迫关门。街面上，最触目惊心的便是那如同瘟疫般传染的对物价飞涨的恐慌，精诚米行的告示牌前，总围着一群面黄肌瘦的市民，他们看着上面用粉笔写就、几乎每天都在变动的天文数字，眼神里充满了绝望与麻木。一袋普通的面粉，价格已飙升至令人瞠目的六百万元法币。

雪上加霜的是，社会秩序日趋混乱，明里暗里的国民党特务、手持枪械的土匪、横行街里的恶霸、无恶不作的流氓、四处招摇蛊惑的反动道会分子等等，横征暴敛，弱肉强食，鱼肉乡里，整个城市底层处于一种无处可逃的绝望，以及对未来更深的恐惧当中。

衣象山在码头的记账工作虽然继续干着，但收入微薄，全家人单凭这点薪水早已无法维持生计。从家里带来的银元日渐见少，绿松石扇坠、紫檀木笔架以及部分银漆首饰等也早已典当出去，何时能赎回无从知道。文氏的病随着天气的转暖虽然见轻，但仍然是浑身乏力，有时咳嗽中还会痰中带血，人也越来越消瘦。就是这样，衣象山还是和文氏商量，从春天起就让衣林上了学，好歹识几个字、会算个账，日后不至于当“睁眼瞎”。

学校教室里，阳光透过玻璃窗，在黑板前投下一片斑斓的光影。先生用教鞭指着黑板，正在教认汉字，粉笔灰簌簌地落在讲台上。衣林攥着铅笔头，在皱巴巴的草纸上描画着，可思绪总被窗外的汽笛声勾走——那是美国军舰进港的鸣响，混着码头苦力的号子，恍惚间让他依稀想起高密西北乡盖屋打地基时的打夯歌。

午后四点的阳光，依然热辣辣地照得人睁不开眼睛。放学的钟声余韵未散，学生们便如同开笼的小鸟般跑出了教室。衣林下意识地紧了紧肩上的粗布书包带，那里面除了几本书，还有半个中午没吃完的白面馒头。

出了校门，学生们四散分开，那些穿着体面的西式制服、头发梳得油亮的富家子弟们，早已三五成群地围在了街角那家冷饮店前，嬉笑着购买昂贵的“美女牌”冰淇淋。那洁白的奶油、鲜艳的果酱，是衣林从未敢奢望的滋味。他低着头，恨不得像影子一样从这群光鲜的人群边缘快速溜过。

就在这时，一阵蹩脚的、不知哪个地方的乡下话，夹杂着恶作剧的哄笑声从后面传来。他不用回头也知道，又是那几个自以为高人一等的男生，正围着另一个刚从乡下来的新生，模仿着他的外地口音，嘲笑作弄着对方。他感到脸颊发烫，心跳如鼓，自己刚入校时的类似遭遇，又一幕幕映入眼前，他脚下的步子迈得更快了。

“喂，衣林，你等等！”

身后突然传来的一声呼唤，不亚于一声枪响，衣林脑袋“嗡”地一下，浑身一僵，仿佛被施了定身咒，脚步生生钉在原地。他慢慢地转过身，紧紧攥着书包带的手微微颤抖。

只见他的同桌小辉边喊边往这边跑来，那几个混小子中，有两人停止了嘲弄，也向这边看着。

“我们到码头上去看船吧！”小辉脸上带着兴奋，用手比划着，“海里有那么大的轮船，听说是从南边开过来的，从来没见过！”

去看轮船？衣林心里掠过一丝好奇和兴奋，但这点好奇和兴奋的火苗瞬间就熄灭了。他下意识地瞥了一眼不远处那群还在嬉闹的混小子们，他们似乎也正有意无意地看着这边。他不能去，他一分钟也不愿意和他们待在一起。衣林强迫自己字斟句酌地挤出一句生硬的 “城里话”：“不……不了，我妈妈在家等我。”

小辉似乎没有察觉到他的窘态，这在他们这个年龄是很正常的，他又热心地提议：“你爸爸不是在码头上干活吗？我们可以去找他呀，说不定他能带我们看得更近些！”

“俺爷——”情急之下，脑子里固有的、带有浓重的高密西乡口味的乡音脱口而出，他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慌忙改口，“我爸爸……我爸爸他今天没去上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