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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清明，连绵的阴雨刚刚停歇，天空依旧是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铅灰色。乡公所后院的泥地被踩得坑洼不平，几株枯败的野草在墙根下瑟缩着，风一吹就瑟瑟发抖。日本宪兵小队长佐藤孝三穿着熨帖的米黄色军装，军靴踩在泥水里，溅起的泥点落满了裤脚，他正看着两个日本兵用竹竿架起一株刚栽的樱花树苗，树苗的枝干光秃秃的，只有顶端缀着几粒青绿色的芽苞。

衣象山站在斑驳的土墙根下，双手拢在藏青色棉袍的袖口里，指节不自觉地攥紧。他看着日本兵弯腰填土浇水，忽然想起去年春天，也是在这个地方，他亲手栽下一棵石榴树，当时石榴枝上已经带着新鲜的绿意，可现在什么也没有了。

“衣乡长，这是我们中日两国的友谊之树，也是我们两人以后友谊的见证啊。”佐藤从后面拍了拍衣象山的肩膀说。

衣象山一下子从回忆中惊醒，脸上挤出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点头说道：“是是，太君说得是。”目光却不自觉又落到墙根那片暗红色的印渍上。那印渍是去年秋天处决带头抗缴公粮的李大牛时留下的，半年过去了，每到阴雨天，那里总要泛出暗红的颜色，像一道永远抹不去的疤。

“樱花啊，樱花啊，暮春三月天空里，万里无云多明净……”佐藤孝三根本没有在意衣象山的表情，自顾自地望着天空，竟然轻声唱起了歌曲。歌词当然是用日语唱的，象山一句也听不懂，可那曲调哀婉，象山发现佐藤唱着唱着，眼角竟渐渐的湿润了。

“每逢佳节倍思亲，”佐藤忽然转过身，用蹩脚的中文说道： “这是你们中国古代有名的诗词，对吧？”

象山机械地点点头，“是是，想不到太君对中国古诗词还有这般研究，实在难得。”

佐藤刚要说话，伪军小队长张海生穿着灰扑扑的军装，腰里挎着盒子枪，颠儿颠儿地跑来说：“太君，各村保长都到齐了，就在前院议事厅等着呢。”

“吆西！”佐藤脸上的柔和瞬间褪去，又恢复了往日的威严，他朝议事厅的方向抬了抬下巴，“衣乡长，我们过去吧！”

衣象山跟在佐藤后面，转过屋山走进议事厅，二十几张麻木中带着不安的脸齐刷刷转过来。

佐藤在桌子一头坐下，环视了一圈，说道：“诸位，我们都是老相识了，今天我就直话直说，自从皇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以来，我们这里的治安形势是越来越好了，是不是？但维持治安的费用也是越来越多了。没办法，还需要大家共济共济，”他停顿了一下，加重了语气，“大村每村缴纳2担麦子或3担高粱，小村每村缴纳1担麦子或2担高粱。”

佐藤的话表面上很客气，但字里话外带着明显的强硬和胁迫，屋子里一片安静，仿佛连喘气都停止了，保长们都低着头没一个说话。佐藤看了一圈，突然转向衣象山，用刀背敲着桌子，“衣乡长，你们村先带个头？”

衣象山同样低着头，不用看就能想象佐藤孝三那鲇鱼似的眼睛，在白色眼镜片后泛着冷光，皮笑肉不笑的表情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其他保长缩在条凳上的脊背，像一串串晒蔫的虾米。

“太君明鉴，去年夏天咱们这里发了大水，地里的庄稼全淹了，您是知道的。而且去年秋季征粮时……还出了人命，乡亲们手里实在没余粮了啊。”衣象山说。

“八格，那是罪有应得，带头闹事，反对皇军，统统死了死了的。”佐藤的指挥刀重重的敲在桌子上，桌面上浮起一层尘土，西头村的李保长剧烈地咳嗽起来。时节虽已近清明，他仍然戴着瓜皮棉帽，左手捏着喉咙，右手摁着肚子，低着头，插在背后棉袄里的旱烟袋，随着剧烈的咳嗽前后一摇一晃。佐藤不耐烦地瞪了他一眼，旁边的人用胳膊肘拐了他一下，李保长赶紧捂住嘴，肩膀却还在不住地颤抖。

“太君息怒，”衣象山又小声说，“自古道‘春天最难熬’。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家家都快揭不开锅了。能不能缓缓，等夏天……”

“不行，给你们三天的时间，这是最后的期限。”佐藤猛地站起来，军刀杵在地砖上，刀柄的菊纹在昏暗的屋里泛着冷光。“衣乡长，诸位，我们大日本帝国国运昌盛，日中友好，建设大东亚共荣圈需要上下共同努力，三天后把粮务必送到县城。否则——哼！”他冷笑两声，“后果你们清楚！”

保长们垂头丧气地离开乡公所，衣象山看着他们佝偻的背影，皱着眉毫无办法。他独自一人坐在空荡荡的议事厅里，直到夜幕降临才回家。衣林这几天不知怎么总是哭闹，晚饭后文氏在院子里烧了点纸，嘴里咕咕囔囔地念叨着什么。好不容易打发他睡了，衣象山来到西屋，坐在高背椅子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扒拉着各村的户口册子，煤油灯的火苗在风里晃来晃去，把墙上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他不时地在算盘上拨上拨下，算盘珠历久弥光，黑中透着微黄，“噼里啪啦”的碰击声还是那样铿锵清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