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入院一周后，病情终于趋于稳定。最危险的急性期过去，接下来是漫长而枯燥的康复阶段。脑梗留下的后遗症开始显现，她的右半边身体活动不便，语言功能也受到了影响，说话有些含糊不清。

每天，康复师会准时来到病房，指导母亲进行各种枯燥的肢体训练。抬臂，屈腿，试图抓握小小的橡胶球……每一个对常人来说轻而易举的动作，对现在的母亲而言都异常艰难。她常常因为用力而涨红了脸，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眼神里充满了挫败和焦躁。

我陪在一旁，看着她痛苦而努力的样子，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又酸又胀。我只能不停地鼓励她，帮她擦拭汗水，在她想要放弃的时候，握住她无力的右手，一遍遍地说：“妈，慢慢来，我们不急。”

这天下午，康复训练结束后，母亲疲惫地睡下了。我看着她熟睡中依旧微蹙的眉头，心里沉甸甸的。医生说，康复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病人的意志和家属的配合。可看着母亲日渐消沉的情绪，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我需要和主治医生沟通一下，了解一下后续更具体的康复方案，也想问问，该如何更好地疏导母亲的心理。

深吸一口气，我走向医生办公室。这个时间，查房应该已经结束，他或许在。

办公室的门虚掩着。我轻轻敲了敲。

“请进。”里面传来他熟悉的声音，低沉而平稳。

我推门进去。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正坐在电脑前，专注地看着屏幕，手指在键盘上快速敲击着，大概是在写病历。午后的阳光透过百叶窗，在他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让他冷峻的侧脸线条柔和了些许。

听到脚步声，他抬起头。看到是我，他似乎有些意外，敲击键盘的手指停了下来。

“陈医生，”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自然，“打扰你了，我想咨询一下我母亲后续康复的事情。”

“嗯，你说。”他转动椅子，面对着我，双手交叠放在桌上，摆出了倾听的姿态。依旧是那副专业而冷静的模样。

我把我观察到的母亲的情绪问题，以及我的担忧说了出来。他听得很认真，不时点点头。

“这是脑梗后恢复期常见的情绪反应， frustration，挫败感。”他用了一个专业的词汇，“身体的失控会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家属这个时候，耐心和鼓励非常重要，要让她感受到支持，而不是催促。”

他给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比如在训练时分散她的注意力，聊些她感兴趣的话题，或者在她取得一点点微小进步时，及时给予肯定。

我认真地记着，心里稍微安定了一些。至少，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正事谈完，办公室里出现了一阵短暂的沉默。我该道谢离开了，可脚步却像被钉在了原地。

他也没有立刻回到工作中去，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眼神里似乎少了几分之前的纯粹职业性，多了一丝……难以言喻的复杂。

阳光安静地流淌在我们之间，空气中漂浮着细小的尘埃。

“你……”他忽然开口，声音比刚才低沉了一些，“最近还好吗？”

这个问题来得有些突兀，完全跳脱了医患沟通的范畴。我愣了一下，心脏不受控制地加速跳动起来。

“还……还好。”我低下头，避开他的目光，习惯性地给出了那个标准的答案，“就是医院公司两头跑，有点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