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住院的日子，像被按下了慢放键。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消毒水的气味和监测仪的滴答声中，被拉得格外漫长。

我向公司请了长假，全天候守在医院。父亲白天会过来替换我几个小时，让我能回去洗漱、换身衣服，处理一些紧急的工作邮件。但大部分时间，我都驻扎在这间充斥着病痛与不安的白色房间里。

我和陈默的关系，也在这特定的环境里，被框定在了一个清晰而冰冷的范畴内——主治医生，与病人家属。

每天早晨，他都会带着住院医生和护士来查房。一群人穿着同样的白大褂，簇拥在病床前，形成一种专业的、不容置疑的气场。

我总是提前站起身，退到一旁，给他们留出足够的空间。

他会先听取夜班护士的汇报，然后亲自检查母亲的情况，翻看病历，下达当天的医嘱。他的语气始终平稳，专业术语信手拈来，解释病情时逻辑清晰，偶尔会用一两个简单的比喻安抚我和父亲焦虑的情绪。

我站在人群外围，静静地听着，目光大多数时候落在母亲身上，或者他手中的病历夹上，尽量避免与他对视。

但总有避无可避的时刻。

当他需要向家属交代某些重要事项时，他的目光会自然而然地扫过来。

“家属注意一下，今天要做一个颈动脉彩超，需要空腹。”

“这个药饭后吃，可能会有点胃肠道反应，属于正常现象。”

“康复师下午会过来，指导患者进行早期的肢体活动，家属最好在旁边学着点。”

每当这种时候，我都会立刻迎上他的目光，认真地点头，表示听明白了。然后，在他话音落下的瞬间，迅速而低声地补上一句：“好的，谢谢陈医生。”

“陈医生”。

这三个字，成了我面对他时，唯一的、也是最安全的称呼。它像一块盾牌，将我们之间那复杂难言的过去，严严实实地遮挡起来。也像一条界线，明确地划分出我们此刻的身份和距离。

他似乎也默认了这种设定。

他从未叫过我的名字。无论是在病房，还是在走廊偶遇，他的称呼永远是“家属”，或者干脆省略称呼，直接切入正题。

我们默契地扮演着各自的角色，仿佛十年前那些共享的耳机、刻下的密码、树下的约定，都只是青春期一场模糊而遥远的梦。

可是，有些东西，是演技无法完全掩盖的。

我注意到，在查房时，当他询问母亲夜间情况，目光偶尔扫过我因为缺乏睡眠而泛着青黑的眼底时，会几不可察地多停留那么一秒。

那眼神里，没有了医生看家属的纯粹客观，似乎掺杂了一丝极淡的、类似于……关切的东西？

但不等我确认，那眼神便会迅速移开，重新变得冷静而专业。

还有一次，我拿着母亲的缴费单，在护士站旁边的走廊上，与他迎面遇上。狭窄的走廊，避无可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