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狗儿对女儿的宝贝劲儿，在村里是出了名的。他视女儿如掌上明珠，但凡有人敢对女儿有半分不敬，他便像头被激怒的雄狮，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这股子护犊子的狠劲儿，让村里人都不敢轻易招惹他。毕竟，王狗儿在城里经营着店铺和作坊，现在还有田地，等于全村的饭碗都捏在他手里。要是得罪了他，他只需稍稍使点绊子，村民们就得过得全家老小要饭去了。这种无形的权力，让王狗儿在村里成了谁也惹不起的存在。

贾琮对于犯事的吴盛，他却在这件事上显得无能为力。贾琮既没有地域管辖权，无法直接插手村里的具体事务，也无法在法律上对王子腾或王熙凤等那边的人提出控告。因为律法和伦理要求了五服之内亲亲相隐，也就是说，哪怕贾琮真知道凤姐或父亲和哥哥有犯事，他也不能去告。

贾琮其实并不能直接干预吴盛做的事情，哪怕影响到了是他管辖的固城，他也是被束缚的，不能直接插手，所以不能明着面上帮青儿，但是私底下暗地里搭把手还是行的。

贾琮受困于亲亲相隐的制度，源于古代封建社会对家族伦理的重视。古代人认为，亲属之间应该相互隐瞒罪行，以维护家族的和谐与稳定。

且从前朝起，叔嫂就被归为有服亲属，五服周亲，无论内亲外姻，只要是有服的周亲，即便对方不好，也属亲戚，需要帮扶，存在提供帮忙的义务。即这种关系使得他们在法律和伦理上都有义务相互隐瞒。因此，即使贾琏知道嫂子王熙凤或家人有不当行为，他也不能以法律手段去追究，否则就会违背伦理和法律的双重要求。

或者说贾琏知道父亲贾赦，哥哥贾琏或者嫂子王熙凤犯罪了，杀人等等违反律法了，但是他也不能告发的，不然就会受到惩处，被宗族和社会所排挤，世人不会管这事是对还是错。

贾琮权衡利弊，在不影响自身利益的同时，不触犯律法和伦理的底线的情况下就能帮青儿。

即便不是纸坊的事情，其他的事情也是如此，贾琮若提告，其结局将如坠深渊，不仅身陷囹圄，更将沦为世人口中的不义之徒。按照律法，他此举已触犯“亲亲相隐”之条，轻则杖责，重则徒刑，皮肉之苦与牢狱之灾在所难免。

然而，刑罚之痛尚可忍，世人之唾弃却如利刃穿心。他将被贴上“背亲求荣”的标签，家族蒙羞，邻里侧目，从此与前途渺茫，在人间也抬不起头来。更甚者，官身亦将化为泡影，多年努力付诸东流，灰飞烟灭一场空。这般代价，非但个人前程尽毁，更让家族连带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这次的水灾和时疫有一次造成了不少的流民，在时疫消退后，流民又开始集中往长安城附近聚集了，当年雪灾后的流民能有口饭吃，有活路能走是英文当时城里多家权贵同时动工建园子，所以以工代赈解决了不少难题，甚至没有因为流民人数众多而降低工钱。

那时候在城里，王狗儿常见修建的园子附近聚集了大批流民，每日做些苦工粗活，他们衣衫褴褛，面容憔悴，眼中满是绝望与饥渴，建园子也算是为上分忧了，缓解了流民困境，以工代赈，既解决流民生计，又为荣国府的大观园修缮添砖加瓦。

荣府在大观园里也打了一口井，不过并不深，出的水是二性子水，刚好给建园子的工匠们用，园子的小门处有一处设立登记点，详细记录工匠姓名、年龄、技能及家庭情况。此举旨在筛选出适合参与修缮工作的壮年劳力，同时确保流民身份真实，避免混入闲杂人等，每日的工钱也够他们养活家里带出来的家小们，荣府每日准备粗粮，他们自行煮饭炖菜，如此大部分园子都修了一年半载的，等修完，这些流民基本也差不多能等到返乡了。

修缮工程结束后，有些真有手艺的工匠也寻到了长期工作机会，如园丁、瓦匠等等，使他们能够稳定生活，不用归乡也能在城里找到一份安身立命的活计，也算是彻底摆脱流民身份。

不知道这次可有类似的以工代赈的活计能让流民寻求到出路。

另一边刘氏最后还是带着孩子们躲到了乡下来，这次不是为了青儿，而是因为板儿，这次王记果铺名声大噪，所以给板儿说亲的一下子来了好些人，刘氏一开始还有精力应付，后来媒人要踏破他家门槛似的，当家的忙的脚不着地的挣钱，因此刘氏索性出门躲清静了，加上要祭拜刘姥爷，城里就留了王狗儿一人，有几个伙计在，刘氏带着刘姥姥等人就回了家，还有一点是刘姥姥身体不怎么好了，所以姥姥想在自己家里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