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口从两半变成一半，是在第三天早上。

纵然我的灵魂一度想要从我的身体里逃离，可我身体里的细胞却从产生过“背叛”这样无耻的念头。

他们以牺牲自我的方式来修复我的身体，只听从时间的命令，哪怕我不情愿，破损的身体，也会在时间的催促当中走向痊愈。

有的人说要爱惜自己的身体，跟自己的身体成为最好的朋友。我想，大概就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吧。

我重新擦拭过伤口，贴了薄薄的纱布。

疼痛的存在感变得微弱，但依旧存在。

特别是在我走路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想要坐在椅子上的时候。

今天早上，我刷牙时，不经意间做了弯曲胳膊的大动作，那个原本已经决定愈合的伤口又开始用疼痛宣告自己的存在。

我站在镜子前，看着自己手臂上的擦伤和创口。

我知道我身体里那些良善的细胞会又会拼命跑来，修复我的身体。

而我要做的，就只是等待时间的流逝，时间会让鲜红的伤口冷却成一道粉色的疤痕。

我想起了陈老师腹部的那道疤痕，那是陈灼的来路。

要知道，有些疤痕的出现改变了一个人的身份，而身份会改变一个人。

午饭。

奶奶做了我爱吃的焖面。

弟弟坐在茶几的中间，我和爷爷奶奶各自坐在茶几的角落。

奶奶吃着早上的剩饭，我和爷爷在吃焖面，不爱吃焖面的弟弟，吃着昨天晚上的剩菜和今天刚炒的蛋炒饭。

敲门声传来。

“谁啊，大中午的。”奶奶嘟囔着，放下筷子，起身去开门。

我转过头，远远地看着奶奶拧开防盗门。

没有人要进来。

“盛寒？”

我听到门外的男人在叫我的名字。

奶奶回过头看了我一眼。

“在呢。”我对着门大喊。

“有你的信。”男人说完，把信给了奶奶。

奶奶合上门，拿着信向我走来。

我接过信，白色的信封上贴着好看的邮票，邮票上盖着邮戳，正中间则是排布着漂亮的钢笔字。

看到这行漂亮的钢笔字，我立刻知道了来信的人是谁。

“哪儿来的信？”奶奶问。

“同学。”我说。

奶奶没有追问。

我飞快吃完焖面，拿着信，回了房间，坐在书桌前，打开台灯，小心地拆开了这封信。

来信的人是陈老师。信没有多长，是陈老师近来的所思所想和对我的挂念。

信封里还有一张小小的邮票，看到邮票，我想起了小区门口的邮筒。

要是从小生活在即时通讯无比发达的时代，大概很难想象人类会用纸制信件沟通。

在我成长的年代，人们已经开始习惯用电话座机进行沟通。

当我收到陈老师的手写来信时，新奇占了三分，剩下的是惊喜。

或许，再过一些年，纸质书应该也会被看成同样的东西吧。

写作者早就已经不再依靠手写来创作内容，文字从诞生之初，就排布在屏幕上。

如果费力地把文字印刷成纸书，再花油费和人力把书运输到书店里，书店的店员码放上架，等待人来挑选，带回家，或者带上交通工具，在明亮的灯光下细细阅读。

这多少看起来更像是生活方式的选择，或者说是消费方式的选择，而非某种必要。

这样的生产和阅读文字的方式，只有在我成长的那个车马邮件都慢的，同人文当盗版书来卖的时代，才会是必要的存在。

我把陈老师的信拿在手上，躺上床，读了又读。

信纸上是浓浓的蓝墨水的味道。

我想着要写给陈老师的回信，午后的困意袭来，我昏昏欲睡。

跟即时通讯截然不同，经过反复思考才能动笔的书信，更接近我们的内心。

我想告诉陈老师，我的身体正在承受的疼痛，告诉陈老师我惊讶地发现我的身体修复创伤的速度快得惊人，只要给身体以时间，我的伤口就能够被有始有终地修复。

我也想告诉陈老师我每天早上独自清理伤口的时候，都会盯着伤口看很久。

可是我怕我会吓到她。因为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这么做。

一整个下午，我都在房间里，对着格子稿纸，思考着给陈老师的回信。

陈老师用的稿纸是只有大人才能用的横线稿纸，陈老师漂亮的字就像是镶嵌在稿纸上的花纹。

而我空荡的格子稿纸上，只写了个开头——

陈老师：

展信佳。

我不是没有什么想要告诉陈老师的事情。

而是想要对她坦白的事情实在太多，而我能对她袒露的事情，又实在太少。

我不希望她觉得我是个怪物。

特别是在我理解了“性-取向”是什么以后，跟我的身体一起发生变化的，还有我看待世界的角度。

那感觉，就好像是我的身体里又住进了一条全新的“千年虫”。

跟在我诞生之初就盘踞在我身体里的熔岩巨兽不同。

这只千年虫通体雪白，有着浅蓝色的犄角，它沉睡在冰封的湖底，不声不响。

我反复回想着郑楠学姐所说的她对她数学老师的“喜欢”。

我不知道她说的那种“喜欢”，是否也可以用来定义我对陈老师的喜欢。

我唯一知道的是，我无法从陈老师那里求证这件事情。

我不想被陈老师当成一个怪物。

天色已经暗了，我拉开台灯，用陈老师送我的那支钢笔，继续刷刷刷地在纸上写——

陈老师，或许我的父母是那种天生就很冷漠的父母。我很早就知道了并不是所有父母都爱孩子，真的，陈老师，我没有这种迷信。跟姥姥姥爷一起生活的时候，我就已经见过这样的人。

邻居家是一对跟我姥姥姥爷年级相仿的夫妇。他们的儿子喜欢打麻将，还跟在牌桌上认识的一个女人结了婚。婚姻的结果可想而知，他们每天一起打麻将，到后来连班都不去上了，就靠父母的养老金生活。两个人在打麻将之余，还生了个孩子，女孩子，要比我大两三岁，她从小就不爱学习，初中还没毕业时候，就每天浓妆艳抹，跟一群不良社会人混在一起。姥姥说我小时候，她经常把我堵在楼道里，抢我的零食。可是这些我都忘了，大概因为那时候年纪实在太小。今年过年时候，我听姥姥说，她不知道从哪里染了DU瘾，欠了不少钱，有人找到她父母家里来，让她父母还钱，否则就要她的命。

她父母说：“要命就要命”。

要命就要命。她的父母就这样说。

防盗门打开又被合上的声音传来，接着便听到了弟弟撕心裂肺的哭声。

我合上笔，从桌前起身，拉开房门，去了客厅。

客厅里灯火通明，奶奶和爷爷正围着弟弟，安慰着他。

“快给你爸妈打个电话去。”奶奶转过身，对我说。

从缝隙里，我看到了弟弟的头正在流血。

我连忙走去电话机，拿起听筒，拨通了工厂的座机。

“喂。”接电话的是陌生的声音。

“我找……”我瞬间哑然，不知道该用什么来指代妈妈。

我拨打这个电话号码的次数屈指可数，每次拨下这个电话，接电话的总是妈妈。

我从来没有去过工厂，更没有去过门市部，没有人知道我是谁。

我不知道为爸爸妈妈工作的那些人，是否知道他们有三个孩子。

如果他们是从老家雇佣来的人，我大概是不能像姐姐和弟弟那样说“我找我妈”这样的话。

那些人只知道爸爸妈妈过着儿女双全的幸福生活。

儿子是弟弟，女儿是姐姐。

那我又是谁呢？我是并不存在的人。

“喂？你找谁？”对面开始催促我给出来意。

弟弟的哭声越来越大。

“我找刘珍。”我最终选择了妈妈的名字。

“刘珍已经走了。”对方说，“你有什么事？”

“没事。”我说完，挂了电话。

防盗门被打开的声音再次响起，是爸爸妈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