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前者，那没什么可说的，但若是后者，却令人在意了。如果吴夫人和洪姨娘一样迷信，洪姨娘能把纳采大雁的死和吴大郎坠马联系起来，吴夫人也很可能把儿子的不幸和红姐儿“妨夫”联系起来，不想让这个“丧门星”进门，坑害另一个亲生的儿子，也合情合理。

或者还有别的可能，怀着子嗣的外室先后进门、亲家公流连章台，诸如此类的丑闻吹到了吴家的耳朵里，让他们觉得郦家不堪为配，才以坠马为借口取消了亲事。将身段放得低一些，编一个不幸的借口，比以“八字不合”为由生硬地推脱，要更容易接受得多，也不会亲事不成反而成仇。娉姐儿也不是什么多口舌的人，自然不会到处宣扬吴大郎的“隐疾”，如此吴家另娶，红姐儿别嫁，谁也不受影响，可谓皆大欢喜。

娉姐儿以手支颐，想了一会儿，觉得事已至此，再去弄明白吴夫人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吴家退亲到底是不幸的意外还是体面的托词，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即使一切水落石出，破镜难再圆，郦吴两家的亲事也不可能重续。人生么难得糊涂，还是不要细细追究微妙。

尽管下定决心不再追究，娉姐儿心里还是埋下了好奇的种子。

后来与解家亲事说定，与解夫人来往了几回，娉姐儿的注意力渐渐被转移，吴家之事如同过眼的云烟，不知不觉间就消散了。

解夫人脾气有些矜傲，不似吴夫人热络。当然，这也是情理之中，解家是平谷的望族，族中也有一两个子弟在朝为官，解士丰——即红姐儿的未来夫婿——这一脉虽然没有出什么朝中大员，却与族长血缘很近。换言之，解家的门第比吴家要略高一些。

最初给红姐儿议亲的时候，没有取中解家，忧心的也是解家规矩大，以红姐儿的性子和才干未必能周转裕如。但如今的红姐儿经历过柴妈妈的教导和管家的历练，有所成长，想必也不会茫然无措。

这就是早早议亲的好处了，告吹了一个未婚夫，归来仍是少女，议亲议了一圈，当时被否决的“相亲对象”依然没有定亲。

如果当年姚氏也能早些操心儿女的婚事，也不会弄到一个女儿一个儿子都上了二十还没成家，沦为京中笑柄。

或许早操心了也是一样，以姚氏的眼光和才干，早些操心，也就是多操心几年的区别，结果还是一样。

想到好哥儿，娉姐儿的思绪又飘了出去，也不知道宫里的太后是否愿意为这个侄儿略微费一些心思……

一直等到十一月里，晴帆舫的贺氏肚里传出喜讯，宁国公府的喜讯才姗姗而来，说是好哥儿通过了太后的“考验”，得到赐婚，终于能娶上媳妇了。

娉姐儿登时将贺氏放在一边，一门心思地关心起了同胞的兄弟，拉着姚氏打发来报喜的婆子细细问了，才知晓了来龙去脉。

原来姚氏的抱怨传到宫里，太后立刻就上了心，又忧心好哥儿过分纨绔，耽误了好好的姑娘家，故而让他跟着宁国公学着管家。一来让他正经学些生计，将来松哥儿若不和二房分家呢，好哥儿也能帮着打理一些家族的生意，若分家了，也好自立门户，不成为一个依附旁人的寄生虫；二来好哥儿学些民生艰辛，思起了来之不易，念起了物力维艰，或许也就不会那样纨绔，举业不成，就一心吃喝玩乐了。

好哥儿并不愚钝，只是性子娇惯畏难，读书一道上受一点挫折就一蹶不振，不代表他是个一窍不通的蠢物。在太后的鞭策下，他仅仅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就做出一份令严肃苛刻的宁国公都点头的成绩来。

太后践诺守信，为其指婚，说的是通政司左参议方家的姑娘。如今姚氏正在百般设法打听未来的媳妇，还把关系托到了娉姐儿这里，问她有没有人脉可以牵线搭桥的。

自己的亲弟媳，当然要上心，红姐儿遂给赵夫人、高夫人、谢握瑜、顾湘灵等等亲朋好友去信，或是登门，一番打听下来，得知方氏的确是个打着灯笼也挑不来的好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