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信封翻过来。背面没有寄件人地址，只有一行铅笔字：“远山寄。未寄出。”

沈默从另一个信格里抽出一封。这封的邮票是香港的，邮戳日期是1986年11月。收件人是同一个名字——余温。

他们两个人花了将近两个小时，把所有信格里的信按邮戳日期排列好。最早一封写于1968年——顾远山从老挝回到广州的第二年。最晚一封写于1989年10月——顾远山出事前不到两个月，去巴黎找温羡之前。整整三百一十二封信，跨越二十一年，收件人全部是同一个名字。

所有的信都没有被撕开过。

顾霆琛在信墙前面的旧木地板上坐下来。他把最早的那封信拿在手里，对着地窖里昏黄的灯光看了很久。然后他撕开封口。不是拆，是撕——手指在发抖，封口撕得参差不齐。

信很短，只有几行字。笔迹是年轻的顾远山——二十二岁，字还没练出后来那种沉稳，笔画有些飘，但每一笔都很认真。

“余温：我回广州了。你大概不会收到这封信——我不知道你在哪里。如果收到了，不用回信。只是想告诉你一声：那天在河边答应你的事，我做到了。孩子安全。远山。1968年。”

顾霆琛把信纸放回信封里，然后抽出第二封。日期是1968年冬天。

“余温：孩子满周岁了，长得很好。我每个月去佛山看他一次，冯师傅帮忙照顾得很细心。你放心，没人知道他的身份。远山。1968年冬。”

第三封。1969年。

“余温：今年夏天我又去了老挝。那个村子还在，你住过的那间木屋被洪水冲垮了。河边多了一座新坟，是村里的老村长的——他去世前还在念叨你，说你是他见过最不懂事的年轻人。我替你给他烧了一炷香。远山。1969年。”

第四封。第五封。第六封。每一封都不长，都是平淡的语气，像是隔着一堵永远不会倒下的墙跟一个人说话。他告诉余温那个孩子多高了、多重了、上几年级了、跟谁打架了。他告诉余温他结婚了、生儿子了、儿子叫霆琛。他告诉余温合资项目启动了、凯撒集团开始施压了、文钊又跟他在电话里吵了一架。他从来没有在信里问过余温在哪里，也从来没有说过“你欠我什么”。他只是把每一天、每一年、每一条命都记下来，写在一封封从未寄出的信里。

沈默没有读信。他靠在铁门边，看着顾霆琛一封一封地拆开，一封一封地看完，一封一封地叠好。他没有催促，也没有说话。他知道顾霆琛不是在读信——是在把二十一年里他父亲从未对他说过的那些话，一封一封地收回来。

凌晨两点多，顾霆琛拆到了最后一封。邮戳日期是1989年10月。

“余温：温家的旧案到了最后收网的阶段。温庆吾在我这里，他弟弟的人已经追到广州——季维把渔港仓库的位置卖了。如果我出了什么事，几件事交代给你：第一，佛山的那个孩子不要认回温家，温家的双头蛇全是仇；第二，文钊跟此事无关，不要牵连他；第三，你当年走的时候说这辈子不会再回中国——如果有一天你回来了，帮我看看霆琛。”

他把这封信放下，拆开最后一封。只有一行字，写于1989年10月，他出事前不到两个月。

“余温：你大概是不会回信了。没关系。我写了二十一年，不差这一封。霆琛今年五岁，跟我小时候一样倔。要是哪天你能回来——不用找我，直接去找他。远山。1989年10月。”

他把信纸放回信封里，然后把所有信按时间顺序整理好，重新放回信格里。然后他站起来，走出地窖，站在走廊里。走廊很窄，很暗，墙面上的石材冰冷潮湿。他站了很久，没有说话，没有动。

沈默走到他身后，没有问他“还好吗”，只是把一只手放在他后背上。

“余温。”

“这个名字我从来没听过。不是温家的人，不是合资项目的人，不是任何一份档案里的人。”顾霆琛的声音很干涩，像是在跟自己说话，“我爸给他写了二十一年信。三百一十二封，全部都是关于一个‘孩子’——佛山的那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