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既明。”

“嗯？”

“他们在邀请函上写了‘您和您外婆的故事’。”

沈既明走过来，看了一眼。“他们知道。”

苏时安攥紧了邀请函。“那我要讲好。”

接下来的几周，苏时安每天都在准备报告。他整理外婆的笔记，翻译成英文，配上照片和图表。沈既明坐在他旁边，帮他校对文字，有时帮他翻译一些专业术语。两个人常常忙到深夜，老槐树的花香从窗外飘进来，混着热茶的气味。

“沈既明。”

“嗯？”

“你说，外婆如果知道她的研究被拿到联合国去做报告，会说什么？”

沈既明沉默了几秒。“她会说，‘植物不会说谎。让它们自己说话。’”

苏时安笑了一下。“你越来越像她了。”

沈既明没有回答，但他的嘴角微微弯了一下。

出发前一周，苏时安收到了一张明信片。是方琳寄来的。明信片上是中央公园的新树苗，已经长成了一棵小树，枝叶茂密，绿意盎然。背面写着一行字：“苏时安，听说你要去联合国做报告了。祝贺你。你做到了。她也看到了。——方琳。”

苏时安把明信片翻过来，看着照片上的那棵小树。它长得很高，枝干挺拔，叶片在阳光下闪着光。

“方琳，你什么时候回来？”

他把明信片夹进外婆的笔记本里，翻开空白页，拿起笔，继续写：

“1974年4月，收到了方琳的明信片。中央公园的树苗长大了。她说，你做到了，她也看到了。她还在躲，但她还记得。”

5月14日，苏时安和沈既明飞往日内瓦。飞机上，苏时安靠着座椅，手里捧着外婆的笔记本。窗外的云层很厚，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在云海上投下一块块金色的光斑。

“沈既明。”

“嗯？”

“紧张。”

“不用。你是最了解植物的人。”

苏时安看着他。“你总是这么说。”

“因为是真的。”

5月15日，苏时安站在万国宫的讲台上，看着台下坐满了来自各国的代表。他的手心全是汗，沈既明坐在第一排，朝他微微点了点头。他深吸一口气，把外婆的笔记本放在讲台上，翻开第一页。

“各位，我叫苏时安。我是一名植物学研究员。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关于我外婆林淑仪的故事。”

台下安静了一瞬。

“我外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发现，植物能感知灵力。它们会疼，会害怕，会死。但她的研究被封杀了。她的论文被销毁了。她一个人躲在槐荫巷，种了一棵树，等了一辈子。”

苏时安顿了顿。

“但她的研究没有白费。那些被污染的森林，那些枯死的植物，它们不会说话，但它们用生命告诉我们——这个世界需要改变。我们需要倾听植物的声音。”

他举起外婆的笔记本。

“这是她留下的。今天，我替她站在这里。”

台下响起了掌声。苏时安的眼睛有些发酸，他深吸一口气，忍住了。他讲了一个小时，从外婆的发现到方远志的罪行，从灵力污染的危害到全球装置关闭的过程。当他讲到最后一页的时候，台下没有人离开。

“植物不会说谎。它们什么都记得。所以，我们也要记得。”

他合上笔记本，把它贴在胸口。

掌声持续了很久。苏时安站在台上，看着台下那些站起来鼓掌的人，腿有些发软。沈既明走上台，扶住他。

“你做得很好。”

苏时安靠在他肩上。“外婆会高兴的。”

回到槐荫巷，苏时安站在老槐树下。花已经落了大半，地上铺了一层银白色的花瓣，像雪。枝头还挂着几串晚开的花，在月光下微微发光。

“外婆，报告做完了。他们都站起来鼓掌。”

老槐树的枝干轻轻摇了摇，剩下的花瓣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落在苏时安的肩上、头发上。他捡起一朵，放在掌心。花瓣已经有些蔫了，边缘开始卷曲，但香气还在。

“沈既明。”

“嗯？”

“明年，老槐树还会开花的。”

“会。”

苏时安笑了一下。“那我们一起看。”

“好。”

他们站在老槐树下，月光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风吹过，枝干发出沙沙的声响。苏时安闭上眼睛，把外婆的笔记本贴在胸口。一朵槐花从枝头飘落，落在笔记本的封面上，花瓣在月光下微微发光。

“外婆，晚安。”

老槐树的枝干轻轻摇晃，叶片沙沙作响，像是在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