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信每天走的那条盲道，苏棠用了一个下午走了一遍。

从按摩店出发，到那个十字路口，大约八百米。苏棠闭上眼，拄着一根从体育用品店买来的盲杖，试着像杨永信一样走。她走了不到一百米就睁开了眼——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根本走不下去。盲道上停着共享单车，一辆接一辆，有的倒了，有的歪着，有的锁在一起，像一排生了锈的铁栅栏。她不得不绕到盲道外面，而盲道外面是机动车道，电动车从她身边呼啸而过，带起一阵风。她走了几十米，又被一个外卖员的电瓶车堵住了。电瓶车停在盲道正中央，外卖员在旁边的店里取餐，看到她用盲杖戳他的车，回头骂了一句：“没长眼睛啊？”然后他看到苏棠手里的盲杖，愣了一下，然后没再说什么，赶紧把车挪开了。

苏棠没有亮明身份。她继续往前走，用盲杖点着地面。盲道的黄色瓷砖有些已经翘起来了，边上翘起来，中间凹下去，像一张张哈哈大笑的嘴。盲杖戳上去，嘭嘭嘭地响。她想象杨永信每天走这条路的时候，听到的是什么样的声音——是笃定的、让人安心的“笃笃”声，还是让人心慌的“嘭嘭”声。他走了四年，应该已经习惯了。但习惯了不代表不难走，只是没有别的路可以走。

到了那个十字路口。红绿灯的灯柱上有一个黄色的按钮，上面有一个凸起的箭头，那是给盲人用的语音提示装置。苏棠按了一下，没有声音。又按了一下，还是没有声音。她用力按了第三下，依然沉默。她抬起头，看到那个装置的喇叭口被一块黑色的胶带封住了，胶带上用记号笔写着“维修中”。维修日期是什么时候？没有写。修好了没有？不知道。反正它现在不响，也许已经很久不响了，也许永远也不会再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