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的人是谁？”

赵铁柱没有回答。他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他们。

“林法医，苏警官，你们都是明白人。这个行业就是这样，层层转包，层层压价，谁都想赚钱。钢材的价格在涨，甲方的预算不涨，施工方要赚钱，只能在材料上想办法。谁都知道瘦身钢筋不对，但不用瘦身钢筋，这个项目就做不下来。做不下来，甲方不给钱，工人的工资发不出，工地停工，大家都完蛋。你们说，我该怎么办？”

苏棠看着他。

“赵铁柱，你是工头，你是这个工地上最大的头。你说你不知道瘦身钢筋的事，谁信？”

赵铁柱转过身，看着苏棠。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奇怪的光，不是愤怒，不是恐惧，是委屈——一个做错了事但觉得错不在自己、觉得自己也是受害者的那种委屈。

“我也有老婆孩子要养。我不接这个活，别人也会接。我少赚一点，别人不会少赚。这行就这样，你们别把我想得太坏。我不是坏人，我只是在这个烂系统里，做了大多数人都会做的事。”

苏棠没有再问。她知道，就算赵铁柱承认了，他也只是这条利益链上的一个小齿轮。在他的上面，还有更大的齿轮——那个给他提供瘦身钢筋的钢材供应商，那个压低预算、逼他偷工减料的甲方，那个明知道钢筋有问题却仍然在验收报告上签字盖章的监理。他们都像赵铁柱一样，每个人都说“我只是做了大多数人都会做的事”，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不是坏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但王建国死了。他连“大多数人都会做的事”都做不了，因为他连字都不认识，他只会绑钢筋，绑了一辈子，最后被一根不合格的钢筋穿过了胸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