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课的下课铃响的时候，白明熠没有动。

他趴在桌上，脸埋在臂弯里。校服的袖子压在他眼睛上，挡住了光。他的呼吸很轻，轻到几乎听不见，但胸膛在缓慢地起伏，像一台还在运转但没有人操作机器。

教室里椅子拖地的声音、课本合上的声音、同学们说话的声音，像潮水一样涌过来，又像潮水一样退下去。有人喊“去食堂去食堂”，有人说“帮我带个面包”，有人已经在讨论下午的课了。这些声音他都很熟悉，但他从来不参与。他像一个坐在海底的人，看着海面上的热闹，什么都听不真切。

石磊在旁边伸了个懒腰。椅子嘎吱嘎吱响，像要散架一样。他把胳膊举过头顶，拉伸了一下，骨头咔嗒咔嗒地响了好几声。

“白明熠，你不去吃饭？”他问。

白明熠没有动。他的脸埋在臂弯里，嘴唇贴着校服的袖口，布料磨着他的皮肤，有点糙。

“哦，你又吃面包。”石磊已经习惯了他的沉默，没有等他回答。他把桌上的课本胡乱塞进桌兜，站起来的时候椅子往后一推，又发出一声刺耳的嘎吱。他走了两步，又折返回来，从桌兜里掏出一包薯片塞进口袋，然后蹦蹦跳跳地出了教室。他的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还能听到他跟隔壁班的人打招呼——“嘿，今天有什么好吃的？”对方说了什么，白明熠没听清，只听到石磊哈哈哈的笑声，很大声，很吵。

教室里的人越来越少。

白明熠听着脚步声远去的方向。他不用抬头，就能分辨出哪些脚步声是去食堂的——急促的、结伴的、夹杂着说话的。哪些是去小卖部的——轻快的、一个人的、偶尔停一下的。哪些是去操场的——沉重的、有节奏的、越来越远的。

有一个脚步声不是往门口走的。是从前排往后面来的。很轻，很稳，不急不躁。踩在地上几乎没有声音，但白明熠听到了。他总能听到这个脚步声。

白明熠知道那是谁。

他没有抬头。那个脚步声在他旁边停了一下。停的时间不长，可能只有一两秒。但那一两秒里，白明熠屏住了呼吸。然后脚步声继续往后走。不是来找他的，只是路过。教室后门被推开了，发出轻微的吱呀声。脚步声消失在走廊里。

白明熠慢慢抬起头。

教室里只剩下零星几个人，都在趴着睡觉。有人把校服盖在头上，只露出一丛乱糟糟的头发。有人张着嘴，发出细微的鼾声。日光灯嗡嗡地响，像一个坏了的收音机。

前排江维文的座位空了。课本摞得整整齐齐，笔放在课本上面，和桌沿平行。白明熠看着那个空位，看了几秒，然后从桌兜里摸出一个面包。

草莓馅的。包装袋上印着一只粉色的兔子，笑得露出一排白牙。兔子旁边有一行字：“甜蜜每一天！”白明熠盯着那行字看了一会儿，然后把包装袋翻过去，不让那只兔子对着他笑。

他撕开包装，咬了一口。草莓酱太甜了，甜得发腻，黏在牙齿上，咽下去的时候喉咙不舒服。他不喜欢甜的。但他没有别的选择。冰箱里的面包只有这种，母亲买的时候大概只看打折标签，不看口味。他不知道母亲上一次去超市是什么时候，也不知道冰箱里还剩下多少这样的面包。他懒得去看。看了也没用。他不会说，母亲也不会问。

他嚼着面包，目光落在窗外。

阳光很好。四月的阳光不像夏天那么烈，也不像冬天那么薄。它是那种恰到好处的暖，照在皮肤上不烫，照在眼睛里不刺。操场被晒得发白，跑道上的白色线条在阳光底下反着光，像一条条发光的蛇。远处有几个男生在打篮球，球砸在地上的声音咚咚的，隔着玻璃听起来闷闷的，像隔了一层水。

他看了一会儿，把剩下的面包塞进嘴里。包装纸揉成团，扔进垃圾桶。包装纸弹了一下，掉在地上。包装袋上那只粉色的兔子又露出来了，还是在笑。白明熠看着那只兔子，犹豫了一下，弯腰捡起来，重新扔进垃圾桶。这一次它没有再弹出来。

他站起来。

他没有留在教室，也没有去操场。他走出教室后门，往楼上走。楼梯拐角处有一扇门，推开是一个小平台，再往上走一层就是天台。天台的铁门平时是锁着的，但锁已经坏了很久，用力一拽就能开。白明熠来过很多次，知道什么时候来不会碰到别人——午休刚开始的时候，大部分人都在食堂，天台上没人。

他拽开铁门，铁门发出刺耳的吱呀声，像某种动物在叫。声音在空旷的楼梯间里回荡，传上去又传下来，来回了好几次才消失。

天台的风迎面扑来。

四月的风已经不冷了。冬天的风是刀，割在脸上生疼。四月的风是手，凉凉的，但不伤人。风里带着一点泥土和青草的味道，还有远处食堂飘来的饭菜香。白明熠深吸了一口气，那口气从鼻腔灌进去，一直沉到肺里，凉丝丝的，让他清醒了一些。

他走到天台边缘，靠在栏杆上，往下看。

操场上的篮球架像玩具一样小，跑动的人像蚂蚁一样小。他伸出手比了比，两根手指就能把一个人捏住。喊叫声从下面传上来，变得模模糊糊，像隔了好几层玻璃。他把手插进口袋里，摸到那支黑色圆珠笔。冰凉的。美工刀也在。冰凉的。

他没有拿出来。

天台上有几根废弃的管子，堆在角落里，上面落了一层灰。管子的接口处生了一层褐色的锈，像干涸的血迹。地上有烟头，不止一个，散落在管子的周围。有些已经很旧了，被雨水泡过，滤嘴发黄发胀，纸卷裂开，露出里面褐色的烟丝。有些看起来是最近才丢的，滤嘴上还残留着淡淡的褐色，烟纸上还印着牌子的名字。

白明熠盯着那些烟头看了一会儿。想象着那些来这里抽烟的人。他们会是什么样的人？也许是高年级的，也许是已经毕业的，也许和他一样，只是想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待着。他们蹲在管子旁边，点着一根烟，吸一口，吐出来，看着烟雾被风吹散。他们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就那么待着。直到烟烧到滤嘴，烫一下手指，才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灰，下楼，回到教室里，回到那些课本和试卷中间，回到那些老师和同学中间。

白明熠没有烟。他不需要烟。他有美工刀。

他找了一个干净的地方坐下。背靠着栏杆，面朝天空。栏杆的铁条硌着他的后背，透过校服能感觉到冰凉的金属。他把腿伸直，脚后跟抵在地上，脚掌微微抬起。阳光照在他的鞋面上，那双旧板鞋的鞋带已经洗得发白了，鞋头的橡胶有一道裂口，但还能穿。

天很蓝。没有云，蓝得像一块洗旧了的布。那种蓝色不是颜料能调出来的，是透明的、深邃的、望不到底的。白明熠盯着那片蓝色看了一会儿，觉得眼睛有点酸，就闭上了。

风从耳边吹过，带着声音。不是人说话的声音，是风自己的声音。呼呼的，像某种古老的乐器。有时候声音大一些，像在怒吼；有时候声音小一些，像在叹息。白明熠听着那个声音，脑子里的杂音慢慢少了一些。那些关于成绩的、关于张济的、关于石磊的、关于江维文的，都被风吹散了，像那些烟灰一样，打着旋，飘到栏杆外面，飘到操场上空，飘到谁也看不见的地方。

他不知道自己在天台坐了多久。也许是五分钟，也许是十分钟。阳光晒在他身上，暖洋洋的，让他有点想睡觉。但他没有睡。他怕睡着了会做梦。他不想做梦。梦里有他不愿意见的人，有他不愿意回忆的事。那些东西白天已经够烦了，晚上还要在梦里再来一遍，他不想要。

他听到铁门被推开的声音。

白明熠没有回头。脚步声从门口走过来，不快不慢，踩在水泥地上发出细碎的声响。那节奏他认得——不急不躁，每一步都很稳，像那个人做所有事情一样。脚步声在他旁边停下来。停了一下。然后一个人坐了下来。隔着一个人的距离，不远不近。

白明熠睁开眼睛，偏头看了一眼。

江维文坐在他旁边。膝盖上放着一个三明治，保鲜膜包着，全麦面包，里面夹着生菜和火腿。他没有看白明熠，目光落在远处的教学楼上。教学楼的外墙是灰白色的，窗户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像一盒火柴。有些窗户开着，窗帘被风吹得鼓起来，像一面面白色的旗。

江维文的表情很平静。不是那种刻意的平静，不是那种“我没事”的平静，是真的平静。他的眉眼舒展开，嘴唇微微闭着，睫毛在阳光下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他的校服领子服帖地翻着，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几缕碎发搭在额前，他没有去理。

白明熠没有说话。

江维文也没有说话。

两个人就这样坐着。风吹过来，把白明熠的头发吹得更乱了。他抬手拢了一下，发现没什么用，又把手放下了。江维文的头发也被吹乱了，他也没有去理。风太大了，谁都没办法让头发保持整齐。

白明熠注意到江维文的袖口。校服的袖口洗得很干净，没有墨渍，没有油渍，白色的布料在阳光下几乎反光。不像他的袖口，总是有一块深色的痕迹，不是墨水就是圆珠笔油。

过了一会儿，江维文把三明治的保鲜膜撕开。撕开的声音很轻，像撕一张纸。他咬了一口，嚼得很慢。白明熠看着他嚼。一下，两下，三下。他的腮帮子微微鼓起来，又瘪下去。他没有发出吧唧嘴的声音，也没有说话。

白明熠把目光移开。他不想盯着看，那会显得他很在意。他不在意。他只是……注意到了。

“你怎么知道这里？”白明熠问。声音不大，被风吹散了一些，尾音消失在空气里。

“以前来过。”江维文说。他咽下了嘴里的三明治，声音清楚了一些。

“什么时候。”

“刚转来那天。到处走了一圈。”

白明熠没再问了。他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放在膝盖上。手指上还有刚才撕面包包装袋留下的碎屑，面粉和糖粉混在一起，黏在他的指纹里。他拍了拍，碎屑飘到地上，被风吹走了。他看着那些碎屑打着旋往远处飘，最后消失在栏杆外面。有一片碎屑飘得特别高，在阳光下闪了一下，像一个微小的星星，然后就不见了。

江维文把三明治吃完。他把最后一口咽下去，然后把保鲜膜叠成一个整齐的小方块。他的手指修长，指甲修剪得很整齐，叠保鲜膜的动作熟练又利落。叠好之后，他把它塞进口袋里。

“你中午就吃面包？”他问。

“嗯。”

“够吗？”

“嗯。”

江维文没有再问。他从口袋里掏出纸巾，抽出一张，擦了擦手。他把手指一根一根地擦过去，从拇指到小指，每一根都擦得很仔细。擦完之后，他把纸巾也叠好，塞进口袋。白明熠看着他做这些事情。把东西叠整齐，把垃圾收好，不留下任何痕迹。和他做所有事情一样，有条不紊，干干净净。

白明熠忽然想到，江维文的桌兜大概也是这样的。课本摞得整整齐齐，笔放在固定的位置，没有乱七八糟的废纸，没有零食碎屑。不像他的桌兜——塞满了面包包装纸、揉成团的草稿纸、还有那本画着苯环的笔记本。他的桌兜是一个黑洞，什么东西扔进去就找不到了。有时候他想找一支笔，要把手伸进去摸半天，摸出来的是半块橡皮、一根用完了的笔芯、一张不知道什么时候塞进去的纸条。

“你每天都来这里？”江维文问。

“不一定。”白明熠说。

“今天为什么来？”

白明熠沉默了一会儿。

“教室里吵。”他说。

江维文点了点头。他没有问“谁吵”，也没有问“为什么吵”。他只是点了点头，好像这个答案对他来说就够了。白明熠有时候觉得，江维文是唯一一个不追问的人。其他人都要问，问了还不信，还要再问。江维文不问。他说什么，江维文就信什么。不是真的信，是不需要更多。

风大了些。把天台角落里的灰吹起来，打着旋往天上飘。白明熠眯着眼睛看那些灰。它们不是烟灰，是更细的、更轻的东西——可能是水泥表面的粉末，可能是干了的泥土，可能是来自某件旧衣服的纤维。它们被风卷起来，在空中转了几圈，然后越飘越高，越飘越远，最后变成一个个看不见的小点。

“饭团，”江维文忽然说，“我还会做。”

白明熠的手指蜷了一下。

“不用。”他说。

他的声音比他预想的更硬。像一块石头扔在地上，没有缓冲，直接砸下去。他听到自己说“不用”的时候，心里有一个很小的声音在说别的话。但他没有听那个声音。

江维文没有接话。他看着远处的操场。篮球场上有人投进了一个三分，队友们围上去拍他的肩膀。他们拍得很用力，隔着这么远都能感觉到那种力度。声音从下面传上来，隐隐约约的，听不清是欢呼还是争吵。

“不是因为你。”江维文说。

白明熠偏头看他。江维文的侧脸很安静，睫毛垂着，嘴唇微微抿着。他没有看白明熠，目光还落在远处。他的表情没有变化，但白明熠注意到他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点了一下。很轻，很快，像是不自觉的。

“我自己也要吃，”江维文说，“做多了。”

白明熠没有说话。

他想起以前江维文每次把饭盒盖子推过来时说的那两个字——“多了”。不多不少，刚好一半。盖子推过来的时候，会先在桌面上滑一小段，然后停下来。米饭冒着热气，番茄炒蛋红黄相间，排骨的汤汁浸到米饭里，把那一块染成了深褐色。他从来没有问过江维文是不是真的做多了，从来没有问过那些饭团是哪里来的，从来没有问过为什么江维文每天都会多带一个饭团、多带一盒牛奶、多带一个三明治。

他不需要问。

他知道答案。

但他不想承认。承认了就意味着他需要，意味着他在乎，意味着他不是一个人也能活得好好的。他不想承认。

“随便你。”白明熠说。

他把目光移开，落在远处那栋居民楼上。那栋楼他见过很多次。从教室窗户看出去的时候，它在最左边。从回家的路上经过的时候，它在右边。但从来没有进去过。他不知道里面住着什么人，不知道那些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们大概不会在天台上吃面包，不会在手腕上缠绷带，不会在笔记本上画苯环。他们大概有正常的午餐，正常的家庭，正常的周末。他们不会在深夜坐在桌前，把刀片按在手腕上，然后犹豫很久。

江维文点了点头，没有再提。

两个人又沉默了一会儿。这次的沉默和刚才不一样。刚才的沉默是空的，什么也没有。现在的沉默是满的，装了很多没有说出来的话，只是谁都没有开口把它们放出来。

白明熠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美工刀。他没有拿出来，只是用指尖摩挲着刀壳上的纹路。那些纹路他很熟悉，闭着眼睛都能摸出哪一道是新的、哪一道是旧的。刀壳上有一道浅浅的划痕，是他不小心用刀片划的。那天他在换刀片，手滑了一下，刀尖在壳子上划了一道。不深，但能摸出来。他的拇指在那道划痕上来回摩挲，一遍又一遍。

“你手上的伤，”江维文忽然说，“好点了吗？”

白明熠的手停了一下。

“什么伤。”他说。声音比刚才低了一点，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带着一点沙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