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的时候，苏念的眼皮肿了。

她站在卫生间镜子前，看着镜子里那个眼睛红红、头发乱糟糟的人，自己都觉得陌生。

昨晚哭得太久了，不是因为难过，是因为那个陌生人在电话里说了一句“谢谢你”。

她替他打官司，不是为了一句谢谢。

但听到那两个字的瞬间，所有的委屈都涌上来了那些为了找一个目击证人在酒吧门口站了整整三天的下午，那些盯着“证据不足”三个字整夜睡不着觉的凌晨，那些在法庭上站起来说“他的恐惧本身，就是对本案暴力程度的最好证明”的时刻。

这些东西堆在一起，把她压垮了。

不是压垮了她的坚强，是压垮了她忍了太久的堤坝。

顾沉舟站在卫生间门口，手里端着一杯温水。他不敲门，不说话，只是递过来。

苏念接过去喝了一口，温度刚好，不烫不凉。

“今天请假吧。”他说。

“不用。法援中心还有事。”

“你眼睛肿了。”

苏念又看了一眼镜子。

确实是肿了，双眼皮变成单眼皮了。她把毛巾在冷水里浸湿，敷在眼睛上。

凉意透过眼皮渗进来，舒服了一些。

“我陪你去。”他说。

苏念把毛巾拿下来看着他。“你不用上班？”

“下午去。”

苏念不知道他是调班了还是请假了。他没有说，她就没问。

到法援中心的时候，小白已经在了。她看到苏念的眼睛“呀”了一声。“苏姐，你昨晚哭了？”苏念笑了笑，“没有。过敏了。”

小白将信将疑地看了她一眼，没有继续追问。

顾沉舟在门口的椅子上坐下来，拿出一本书翻开。不催她，不看她，只是在那里。

苏念坐在办公桌前整理案卷，余光扫到他的侧脸，低着头，眉头微微蹙着，和在家看书时的表情一模一样。

他到哪里都是这个样子安静地、不打擾地、在她需要的时候抬起头看她一眼，确认她还在。

十点多的时候，一个年轻女人推门进来。她穿着一件碎花裙子，手里抱着一个孩子。

孩子在睡觉，小脸埋在她肩膀上，露出半只耳朵。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苏念站起来。

女人在椅子上坐下，把怀里的孩子换了个姿势。“我想离婚。”

苏念拿出笔记本。“您说一下具体情况。”

“他打我。打了三年。我不敢离，他说我要是敢离婚，他就杀了我全家。”

苏念的笔尖停了一下。

这句话她听过在王姐嘴里，在小彤妈妈嘴里，在很多很多个女人的嘴里。

三年，离婚，杀全家。

同一个剧本，不同的演员。打人的男人说的台词都一样“你敢离婚，我就杀了你全家。”

他们大概以为这句话是他们的专利，说出去女人就会怕，怕了就不敢离。

很多女人确实怕了。

她们不是怕自己被打死，是怕年迈的父母、年幼的孩子因为自己受牵连。

她们忍了，一年两年三年，十年二十年，忍到孩子长大，忍到父母离世，忍到自己不再年轻。

然后她们来法援中心，坐在苏念对面，说“我想离婚”。

苏念看着那个女人怀里的孩子。

三岁？四岁？穿着一件蓝色的T恤，领口有点脏。她睡着，不知道自己的妈妈正在做一个可能会改变他一生的决定。

“您有什么证据吗？报警记录、医院病历、伤情鉴定、证人证言。”

“有。”女人从包里拿出一沓材料，报警记录有十几份，最早的日期是三年前。

三年前她就开始报警了。三年前她就被打了，三年后她还在这里。

苏念问了一句不该问的话。“您为什么现在才来？”

女人低下头，看着怀里的孩子。沉默了很久。

“因为昨天，他当着孩子的面打我。孩子哭了，他说再哭连你一块打。他以前不打孩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