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礼定在五月。

不是萧锦瑟选的，也不是纪准选的。是岩温爷爷选的。老人让岩法官打电话来，说傣历五月，雨落茶山，万物生长，是好日子。萧锦瑟在电话这头听着岩法官转述，老人沙哑的傣语从一千座山的那边传过来，像茶山上的溪水漫过石头。她说好。就五月。

婚礼的地点选在东交民巷。不是酒店，不是教堂，是他们走了无数遍的那条胡同。胡同里的槐树在五月已经绿透了，密密地铺开，把阳光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碎金，落在青石板路面上。纪准说在这里，她问为什么。他说，因为这条路是起点——从省高院门口的路灯下面，到最高法门口的台阶，到中关村公寓的厨房，到西山脚下的停车场，到协和医院走廊的塑料椅子。所有的路都是从胡同口那盏路灯下面开始的。

萧锦瑟站在胡同口，槐树的影子落在她肩膀上。她想起第一次带他来这里，是四年前的春天，他刚从美国回来，她刚从省城遴选到最高法。她指给他看那棵槐树，说这棵树认识她，知道她几点下班，几点回来，什么时候在树下站着发过呆，什么时候蹲在路边哭过。那时候她不知道他会在四年后娶她，不知道他会把婚礼放在这棵槐树下面，不知道岩温会从勐远带来爷爷的春茶，不知道周法官会穿上那件压在箱底二十年的中山装。

现在她知道了。

婚礼的前一天晚上，萧锦瑟住在宿舍。不是中关村的公寓，是东交民巷那间老式六层楼的宿舍，她刚到北京时住的那间。窗台上的绿萝还在，是从省城带来的那盆。藤蔓从窗台垂到书桌上，又从书桌垂到地板上，长长短短的，像几道绿色的河流。她坐在书桌前，面前是明天要穿的嫁衣。

不是婚纱，是她自己选的。一件月白色的旗袍，滚着极细的银边，领口绣着一小朵兰花。她妈从省城寄来的，包裹里夹着一张纸条：闺女，这件旗袍是你外婆结婚时穿的。你外婆传给我，我没舍得穿。现在给你。纸条上的字迹歪歪扭扭的，像她妈这个人，一辈子没念过多少书，但每一个字都写得用力。

她把旗袍举起来，月白色的缎面在台灯下泛着柔和的光。领口那朵兰花是手工绣的，花瓣的边缘有一点点不平整，是外婆当年的手艺，不如机器均匀，但每一针都是活的。她把脸埋进缎面里。缎子是凉的，滑的，有樟木箱子的气味——是省城老家的气味，是她妈每年夏天翻箱倒柜晒衣服时的气味，是从她二十岁离开家那天起就很少闻到，但从来没有忘记的气味。

手机震了一下。纪准发来的。

“睡了吗。”

“没有。”

“我在你楼下。”

她把旗袍放下，走到窗边。窗外的槐树下面，他站在路灯的光里。五月的夜风把他的衬衫吹得微微鼓起来，他仰着头，看着她亮着灯的窗户。和四年前一样，和第一天他送她回宿舍时一样。那时候他站在同一个位置，仰着头，看着同一扇窗户。那时候她站在窗帘后面，从缝隙里偷偷看他。她以为他不知道。

“纪准。你那时候知道我站在窗帘后面吗。”

他的消息回得很快。

“知道。”

“你怎么知道？”

“窗帘在动。”

萧锦瑟把额头抵在窗玻璃上。玻璃是凉的，五月的夜风从窗缝里渗进来。她看着楼下的他，他站在槐树的影子里，手机屏幕的光映在他脸上。隔着三层楼的距离，她能看见他嘴角那一点点几乎看不见的上扬。

“纪准。明天就结婚了。你紧张吗。”

“紧张。”

“紧张什么？”

“紧张你明天太好看。”

她把手机贴在胸口。屏幕的光从指缝间漏出来，照着她睡衣领口上那朵外婆绣的兰花。

“上来。”

“什么？”

“上来。今晚不让你一个人。”

楼道里的声控灯一层一层地亮起来。他的脚步声从一楼传到二楼，从二楼传到三楼。她在门口等他，门开着一条缝，光从缝隙里漏出去，落在走廊的水泥地上。他的影子先到了，然后是他。他站在门口，衬衫袖子挽到手肘，手里拎着一样东西。一个保温袋。

“韭菜鸡蛋的。”

“这么晚了还包饺子？”

“下午包的。知道你今晚一个人。”

她把保温袋接过来。饺子还温着，韭菜鸡蛋的香气从保温盒的缝隙里渗出来。她站在门口，看着他。楼道的声控灯灭了，只有她身后屋里的台灯光照出来，把他的脸分成明暗两半。

“纪准。明天之后，你就是我丈夫了。”

“嗯。”

“我是你妻子。”

“嗯。”

“我们会有很多个明天。”

“嗯。”

“每一个明天，你都要给我包饺子。”

“好。”

“每一个明天，我都要把饺子吃光。”

“好。”

“每一个明天——”

她没有说完。他往前走了一步，把她拉进怀里。保温袋夹在两个人中间，韭菜鸡蛋的气味混着五月的槐花香。他的下巴抵着她的发顶，她的耳朵贴着他的胸口，他的心跳从头顶传下来，咚咚，咚咚，咚咚。和四年前在省高院门口的路灯下面一样快，和西山脚下答应“替你活着”时一样稳，和勐远茶山上说“我娶你”时一样确定。

“萧锦瑟。每一个明天，我都给你。”

婚礼那天早晨，北京下了一场小雨。

萧锦瑟醒来的时候，听见雨点打在槐树叶上的声音。沙沙的，密密的，像无数只很小的手在翻一本很厚的书。她躺在床上，把眼睛闭了一会儿，听雨。然后她起来，走到窗边。窗外的槐树叶子被雨水洗得油亮油亮的，绿得像刚从染缸里捞出来。东交民巷的青石板路上积了一小洼一小洼的水，映着灰白色的天空。她想起勐远的雨。勐远的雨是急的，来得快去得也快，像一个人的脾气。北京的雨是慢的，细细密密的，下一整天也不觉得，像一个人的耐心。

她妈从省城打来电话。

“闺女，北京下雨了？”

“下了。不大。”

“你外婆说，结婚那天下雨是好兆头。雨生百谷，五谷丰登。”

她妈在电话那头停了一下，萧锦瑟听见她吸鼻子的声音。

“你外婆还说了，你穿那件旗袍，领口那朵兰花朝左。左是阳，右是阴。兰花朝阳，夫妻和睦。”

萧锦瑟把旗袍从衣架上取下来。月白色的缎面在雨天柔和的光线里泛着珍珠一样的光泽。领口那朵兰花，花瓣朝左。她把它穿在身上。缎子贴着皮肤，凉凉的，滑滑的。她站在镜子前面，把头发挽起来。镜子里的人穿着月白色的旗袍，领口一朵兰花，头发挽成低低的髻，露出一截瘦而白的脖颈。她看着镜子，忽然想起2014年秋天，师范大学宿舍里那个穿着白T恤、扎着马尾的女孩。那个女孩刚刚通过了一个头像为猎户座的好友申请，她不知道那个申请会把她带到这里，带到这面镜子前面，带到这一天。

她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笑了一下。镜子里的人也笑了一下。

纪准的车停在楼下。不是那辆黑色的轿车，是一辆她没见过的。银灰色的，车头上系着一朵红色的绸花，绸花被雨水打湿了，颜色更深了，像一滴落在宣纸上的朱砂。他站在车旁边，穿着一件她没见过的深灰色西装，领带是她送的那条，藏蓝色的，领带夹是她用第一个月工资买的，银色的，上面刻着两个字母——H.O.。

岩温站在他旁边，撑着一把油纸伞。伞是从勐远带来的，竹骨，棉纸，上面画着茶山和橡胶林。他把伞举在纪准头顶，自己的半边肩膀淋在雨里。

“萧法官。爷爷让我给你撑伞。他说傣家的新娘，出门要有人撑伞。遮风，挡雨，一辈子。”岩温走过来，把油纸伞举过她头顶。雨落在伞面上，发出闷闷的、温厚的声音。

萧锦瑟站在油纸伞下面。纪准站在伞外面，雨丝落在他头发上、肩膀上。他的头发湿了，软软地贴在额头上。她伸出手，把他额前的湿头发拨开，手指停在他的眉骨上。

“纪准。你头发湿了。”

“没关系。”

“会感冒。”

“不会。”

“你答应过我，替我活着。感冒也是活着的一部分。”

他轻轻笑了一下。雨丝落在他嘴角的弧度上。他把她的手从自己眉骨上拿下来，握住了。

“萧锦瑟。上车。”

婚礼在槐树下面。

胡同里摆了几把竹椅，是从岩法官从勐远寄来的。傣族人自己编的，青竹的骨架，坐面用竹篾编成细密的菱形花纹。周法官坐在第一把竹椅上，穿着那件压在箱底二十年的中山装，深灰色的，领口熨得笔挺。他旁边坐着萧锦瑟的妈妈，穿了一件紫红色的旗袍，头发新烫了卷，手里攥着一块手帕。再旁边是锦瑟科技的工程师们，戴眼镜的和不戴眼镜的，穿西装的和穿T恤的。再旁边是最高法刑一庭的同事们，萧锦瑟带过的书记员小姑娘已经红了眼眶。再旁边，是那把空着的竹椅。

那是给纪安宁的。椅子上放着一碟饺子，一只白色的小碟子，里面是一只歪歪扭扭的饺子，收口的地方有一点韭菜的绿色透出来。和每年除夕一样，和每年清明一样。还有那张纸条——“儿子，这个女孩的字很好看”。纸条压在碟子下面，被五月的风吹起一角。

萧锦瑟站在槐树下。月白色的旗袍，领口的兰花朝左，头发挽成髻，露出那截他看了十几年的脖颈。纪准站在她对面，深灰色的西装，藏蓝色的领带，银色的领带夹上刻着H.O.。雨已经停了。槐树叶子上的水珠还在往下滴，一滴一滴的，落在青石板路上，落在竹椅上，落在两个人的肩膀上。

周法官站起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不是判决书，是他自己写的证婚词。纸边被他攥得有些皱了，展开的时候哗啦啦地响。

“各位。我是萧锦瑟的师父，最高法刑一庭的周庭长。带了她五年。五年里，我交给她四百多件案子，她每一件都办得妥妥帖帖。我看着她从助理审判员升到员额法官，从省高院遴到最高法，从写第一份死刑复核报告手抖，到后来签字的时候手稳得像秤砣。”

周法官把老花镜摘下来，擦了擦。

“我以为她的手一直那么稳。后来我才知道，不是。她的手也会抖。在勐远看守所的讯问室里，在协和医院化疗室的走廊上，在这棵槐树下面等一个人等了十几年的那些深夜。她的手抖过。但每一次抖完，她都重新握稳了。握稳了笔，握稳了法槌，握稳了另一个人的手。”

周法官把老花镜戴回去，看着萧锦瑟，又看着纪准。

“萧锦瑟，纪准。法律讲证据，爱情也讲。你们在一起的这五年，就是证据。从省城到北京，从勐远到伊萨卡，从病房到茶山，从除夕到清明。每一段路都是证据，每一顿饺子都是证据，每一次替对方活着都是证据。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周法官把证婚词折好，放回口袋里。

“我宣布，你们结婚了。”

槐树上的水珠落下来，落在萧锦瑟的额头上，像一滴被阳光晒温了的雨。纪准伸出手，用拇指把那滴水擦掉了。他的指腹贴着她的眉心，停了一瞬。

“萧锦瑟。”

“嗯。”

“你眉心有一颗很小很小的痣。我以前没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