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几笔，胃又疼了一下。

比下午那次更重一些，像有人在胃里拧了一下。

幸锦添咬了咬下唇，没有停笔。

他加快速度，把橘猫的尾巴画完——猫的尾巴是最好看的部分，卷卷的，像一个问号。

疼，好疼，好疼好疼。

铅笔在纸面上顿了一下，留下一个突兀的黑点。

他放下笔，双手抱住腹部，慢慢地蜷起身体。额头抵在膝盖上，呼吸变得又浅又急。冷汗从后背渗出来，浸湿了卫衣。

不要，不要现在，不要这么疼——

他从口袋里摸出药板，发现只剩最后一粒了。他把它吞下去，然后闭上眼睛，开始数数。

一，二，三，四，五……

他从小就学会了这个办法。

数到一百，疼痛就会过去。

如果数到一百还疼，就数到两百。如果数到两百还疼——

那就再数一次。

“……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疼痛像退潮的海水，缓慢地、一寸一寸地撤走了。

幸锦添慢慢直起身，长出一口气。他低头看了看素描本——那只橘猫的尾巴上有一个黑点，像一颗痣。

“也挺好的，”他自言自语，“猫也要长痣的。”

他看了一眼天空。第一颗星星已经出来了，淡淡的，像谁用手指在深蓝色的纸上戳了一个小洞。

幸锦添对着那颗星星笑了一下。

“今天有草莓蛋糕吃，真好。”

常清风是在同一天的黄昏抵达荷昼城的。

他从大巴上跳下来的时候，背上背着一个巨大的摄影包，肩上挎着一台老旧的胶片相机，脚上踩着一双沾满各地泥土的登山靴。

他站在汽车客运站出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荷昼城——为什么闻起来像草莓？”

他这话是对手机那头的人说的。电话那头是他的大学室友兼死党宋鸿峥。

“你又开始胡扯了，”宋鸿峥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带着几分无奈，“什么城市能闻起来像草莓？”

“真的啊！”常清风拖着行李箱往出口走，一边走一边四处张望，“空气里有一股甜味。你闻不到吗？哦，你闻不到，因为你不在。”

“所以你到底去荷昼城干嘛？上个月说要去拍沙漠，这个月又跑到荷昼城，下个月是不是要去南极拍企鹅？”

“我接了一个活，”常清风说，“给一本旅行杂志拍一组专题，主题是‘南方小城的春天’。主编说要有烟火气，要有故事感，要有——”

“要有钱？”

“这个也有。”常清风笑了。

他的笑声很有特点，不是那种从喉咙里挤出来的“呵呵”，而是从胸腔里涌上来的、带着震动的大笑，像夏天的雷声滚过天际，爽朗得让人忍不住跟着弯起嘴角。

宋鸿峥在电话那头也笑了：“行吧，拍完了早点回来。你妈——呃，李老师前两天又打电话到宿舍问你。”

常清风的笑声停了一拍。

“知道了。”语气淡了一些，“我会给她回电话的。”

“清风，我不是——”

“我知道。”常清风打断他，“没事。挂了，我要去找住的地方。”

他挂掉电话，站在路边发了三秒钟的呆。

李老师。福利院的李老师。不是妈妈，是照顾他的老师。

常清风今年二十四岁，在福利院生活了十六年。

他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只知道一个模糊的版本——刚出生不久就被放在福利院门口，襁褓里塞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无力抚养，望好心人收养”。

纸条上的字迹歪歪扭扭，像是用左手写的。

十六年里，他被收养过两次。

第一次是他五岁的时候，一对年轻夫妇把他带回家，三个月后又送了回来——妻子怀孕了，有了自己的孩子不需要他了。

第二次是他八岁的时候，一个单亲妈妈领养了他，两年后因为经济困难又把他送回了福利院。

两次被送回来，他都笑着。

第一次，他对李老师说：“没关系，他们家的小宝宝比我可爱。”

第二次，他对李老师说：“没关系，阿姨一个人养我不容易，我懂的。”

李老师看着他的笑，转过身去擦了眼泪。

后来常清风长大了，考上了大学，学了摄影，毕业之后成了一名自由摄影师。

他拍山川，拍河流，拍城市的天际线和乡村的炊烟。他去了很多地方，见了很多的人，用镜头记录下无数个瞬间。

他一直在寻找什么东西。他自己也说不清在找什么。

也许是一个可以停下来的理由。

常清风在河滨公园附近找了一家青旅住下，六人间，一个床位三十五块。

他把摄影包放在床上，打开窗户，对面是公园的蔷薇花墙。

他举起相机，对着花墙按了一张。

取景器里，一个穿着白色卫衣的男孩正从花墙前走过。男孩走得很慢，低着头，好像在想着什么心事。夕阳打在他身上，给他的轮廓镀上了一层金边。

常清风没有按下快门。

他只是看着那个背影消失在花墙尽头，然后放下相机，靠在窗框上。

“荷昼城。”他看着花墙，自言自语道，“好像真的和网上说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