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第一天，张小五站在家门口，最后一次打量这间四十平米的老房子。

墙还是那面掉了墙皮的墙，裂纹从屋顶一直延伸到墙角，像一条干涸的河流。茶几还是那张有裂纹的茶几，透明胶带粘了一年又一年，胶带发黄了，但裂纹没有扩大。沙发还是那个弹簧坏掉的沙发，坐上去会往下陷，像一只张开嘴的怪兽。绿萝还是那盆快死了但没死的绿萝，叶子黄了大半，只有最中间的两片还是绿的，倔强地朝着窗户的方向伸着。

但墙上多了很多东西。三张获奖证书，两幅水彩画，一封裱在相框里的信。证书是铜奖、银奖、一等奖，画是《母亲》和《厨房里的光》，信是父亲写的那封——“小五，画收到了。爸看了很多遍。”这些东西把整面墙填得满满的，像一个小小的美术馆。

张小五把行李箱放在门口，书包背在肩上，画筒提在手里。他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家，然后转过身，走出门。

张建国站在楼道里，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路上吃的——馒头、鸡蛋、苹果、一瓶水。他穿着那件深蓝色的毛衣，虽然九月的北城还很热，但他坚持要穿，说“送儿子上大学，要穿得体面一些”。

“爸，你穿这么多不热吗？”

“不热。心静自然凉。”

张小五笑了。他接过塑料袋，和父亲一起走下楼梯。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回荡，六楼、五楼、四楼、三楼、二楼、一楼。每下一层，他的心就轻一点，不是离别的那种轻，是释然的那种轻。他不再害怕了，不再害怕离别，不再害怕未来，不再害怕那些未知的路。因为他知道，无论走多远，这个家都在这里，父亲都在这里，那只橘色的胖猫都会蹲在楼道口等他回来。

走到楼下，那只橘色的胖猫果然蹲在单元门口，眯着眼睛，舔着爪子。它已经老得走不动了，每天就蹲在这里，像一个守门人。张小五蹲下来，摸了摸它的头，毛还是很软，很暖，肚子还是很圆，像一个毛茸茸的皮球。

“我走了。”他说，“你好好看家。”

橘猫“喵呜”了一声，蹭了蹭他的手心，然后站起来，跟在他后面，走了几步，又停下来，蹲在花坛边上，看着他的背影。

张小五走出巷子，回过头，看见那只猫还蹲在那里，像一个橘色的点，在晨光里闪闪发光。他朝它挥了挥手，然后转过身，和父亲一起走向公交站。

公交车上人不多，他们找了最后一排的位置坐下。张小五靠着车窗，看着窗外的街景一点一点地往后退。那条老街、那个包子铺、那棵梧桐树、那个文具店、那所学校——所有的东西都在往后退，像一帧一帧被抽走的画面。他要走了，去北京，去中央美院，去那个他梦了无数年的地方。但他知道，这些东西不会消失，它们会一直在这里，等他回来。

“爸，你一个人在家，要好好吃饭，好好吃药，按时复查。”张小五说。

“爸知道。”

“别舍不得花钱，没钱了跟我说，我想办法。”

“爸知道。”

“那只猫你帮我喂着，别让它饿着。”

“爸知道。”

张小五看着父亲，父亲看着窗外。阳光照在父亲花白的头发上，那些银丝在光线下像一根根细小的灯丝，微微发亮。他的侧脸很安静，嘴角微微弯着，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忍着什么。张小五忽然想起小时候，父亲也是这样送他上学的。那时候他刚上一年级，第一天去学校，紧张得手心冒汗。父亲送他到校门口，蹲下来，帮他理了理衣领，说“好好读书”。他点了点头，走进了校门，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父亲还站在那里，朝他挥手。那时候的父亲还很年轻，头发是黑的，腰是直的，脸上没有皱纹，眼睛里全是光。

现在，父亲老了。头发白了，腰弯了，脸上全是皱纹，但眼睛里的光没有灭。那光还在，比以前更亮，更暖，更像一盏灯。

火车站到了。

张小五和父亲走进候车室，找了一个位置坐下。候车室里人很多，都是赶着开学的大学生，有的拖着行李箱，有的背着大包小包，有的在跟父母自拍，有的在哭。张小五看着他们，想起两年前自己去杭州时的样子。那时候他也是一个人，拖着行李箱，背着画筒，心里满是不安和恐惧。现在他不一样了，他不再害怕了，因为他知道，无论走到哪里，他都能画，都能活，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

“爸，你回去吧。”张小五说。

“不急。等你上车了，爸再走。”

广播响了：“开往北京方向的T××次列车开始检票。”

张小五站起来，背好书包，提起画筒。张建国也站起来，帮他理了理衣领，把围巾围好。九月的北城不冷，但他还是把围巾围上了，因为那是母亲织的，戴着它就等于带着母亲。

“到了打电话。”张建国说。

“好。”

“别省钱，该吃吃，该喝喝。”

“好。”

“有什么事给爸打电话，爸手机二十四小时开机。”

张小五点了点头，转过身，走向检票口。走了几步，他停下来，回过头。父亲还站在原地，双手插在口袋里，背微微弯着，像一棵被风吹弯的树。他看见张小五回头，朝他挥了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