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五走出办公室，站在走廊里，看着窗外的天空。天已经快黑了，西边的天空还剩最后一抹暗红色，像一块快要燃尽的炭。他深吸一口气，把那张名片从口袋里拿出来，看了又看，然后放回去。

八折。就算打了八折，一节课也要六十块。一个星期上两节，一个月就是四百八。他手里还有比赛剩下的奖金，五千块，交了住院费之后还剩两千多，够撑几个月。但这笔钱他本来是留给父亲买营养品的，如果拿去交了补习费，父亲吃什么？

他站在走廊里，想了很久。

然后他拿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妈，是我。”

“小五？怎么了？”王秀兰的声音有点紧张。

“妈，我想报个英语补习班，一个月四百八。”张小五的声音很平，平得像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情，“我手里还有点钱，但我想留给我爸买营养品。你能不能……”

“能。”王秀兰打断了他，语气斩钉截铁，“妈明天就去给你汇钱。四百八是吧？妈给你汇六百，剩下的你买点好吃的，你看看你瘦成什么样了。”

张小五的鼻子一酸，但他忍住了。“妈，你那边也不宽裕……”

“宽裕不宽裕是妈的事，你只管好好学。”王秀兰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轻得像一阵风，“小五，妈这辈子没念过什么书，在厂里踩缝纫机，一个月挣不了几个钱。但你不一样，你有本事，你能考上好学校，你不能被妈耽误了。”

张小五握着手机，指节发白。他想说“妈你从来没耽误过我”，但这句话卡在喉咙里，怎么都说不出来。因为他知道，这不是真话。母亲走了八年，这八年里他缺失了太多——不是钱，不是物质，是那种只有母亲才能给的、柔软的、无条件的爱。但此刻，站在初三的走廊上，听着电话那头母亲的声音，他忽然觉得那些缺失的东西正在一点一点地被补回来。虽然补得很慢，虽然补得不够，但至少在补。

“妈，谢谢你。”他说。

“别谢妈。”王秀兰的声音有点哑，“你好好考，考上了，妈去看你。”

“好。”

电话挂断了。张小五把手机放进口袋里，靠着走廊的墙壁，仰起头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盏日光灯，亮得刺眼，他看着那团白光，眼泪无声地滑了下来。他没有擦，就那么让眼泪流着，流到下巴，滴在校服的领口上。

他不是难过，他是感动。感动于母亲那六百块钱，感动于父亲每天早上比他起得更早只为了给他煮一碗稀饭，感动于周扬每天中午帮他带饭，感动于陈雨桐把自己饭盒里的菜分给他一半，感动于方老师不厌其烦地给他讲题，感动于李老师借他颜料和画布还帮他找补习班。

这些人，这些善意，像一盏一盏的灯，在他灰蒙蒙的生活里亮着。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考上美院附中，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他知道，有这些灯在，他就不会迷路。

从那天起，张小五的生活变得更忙了。

周一到周五，正常上课，课间做题，中午边吃饭边做题，放学后去方老师办公室补半小时数学，然后坐公交车去补习机构上英语课。英语课一个半小时，上完回到家已经快八点了。他吃几口父亲留的饭，然后开始写学校作业，写完作业再背单词、做英语练习题，一直学到十一点多才睡觉。

周末更忙。周六上午数学，下午物理，周日上午英语，下午画画。画画是李老师给他开的“小灶”，不收钱，条件是每次必须带一幅新作品来。张小五不敢偷懒，每个星期都会画一幅，有时候画父亲，有时候画窗外，有时候画周扬和陈雨桐。李老师每次都会认真地看，认真地评，指出哪里好哪里不好，哪里可以改进。

“你的素描基本功已经没问题了，”李老师说，“现在要加强的是色彩。美院附中的色彩考试很重要，你不能只会黑白。”

张小五点了点头，但他没有钱买颜料。水彩颜料太贵了，好的要上百块，便宜的又不好用，画出来的颜色又灰又脏。他想了很久，最后想了一个办法——他去文具店买了三支最基本的水彩颜料，红、黄、蓝，加上黑白，五支颜料，一共花了二十多块。他用这三原色加黑白调出各种颜色，红的加黄的变成橙，黄的加蓝的变成绿，蓝的加红的变成紫，白的加进去变浅，黑的加进去变深。虽然调出来的颜色不够鲜艳，不够纯净，但他用得很小心，每一笔都精打细算，像在用很贵的油画画一幅很重要的作品。

李老师看到他用三原色画出来的水彩画时，沉默了很久。

“张小五，你知道吗，”她说，“很多大师都是用最简单的颜色画出最丰富的作品。你用的是三原色，但你这幅画里，我看到了至少十五种不同的颜色。”

张小五看着自己的画，是一幅静物——桌上的一个苹果、一个玻璃杯和一本书。苹果是红的，但用了黄的调子，看起来暖暖的；玻璃杯是透明的，他用很淡很淡的蓝色去表现，看起来晶莹剔透；书是蓝色的，但用了紫色和白色的调子，看起来有一种旧旧的感觉。

“我觉得颜色够用就行，”张小五说，“关键是画出那个东西的感觉。”

李老师笑了。她笑得眼睛弯弯的，像两道彩虹。“你说对了。关键不是用什么颜色，是用颜色表达什么。你已经懂了。”

张小五也笑了。他笑得很轻，但那一刻，他觉得自己离梦想又近了一步。

十二月的第一个周末，下了一场大雪。

张小五从补习班出来的时候，外面的世界已经变成了白色。雪很大，纷纷扬扬的，像有人在天上撕棉花，一片一片地往下扔。他站在补习班门口的台阶上，仰起头，看着雪花从灰蒙蒙的天空飘下来，落在他的脸上、头发上、肩膀上。

他伸出手，接住一片雪花。雪花在他温热的掌心里迅速融化，变成一滴透明的水珠，像一颗小小的眼泪。

他忽然很想画画。

不是那种为了考试、为了比赛、为了任何目的的画画，而是那种纯粹的、发自内心的、不画就难受的画画。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了。自从父亲生病以来，他的每一幅画都有目的——为了比赛，为了筹钱，为了证明自己，为了考上好学校。画画变成了工具，变成了武器，变成了他攀登的绳索和攀爬的梯子。但此刻，站在雪地里，他忽然想画画，不为别的，只为把这一刻留下来。

他从书包里拿出画本和铅笔——他一直随身带着，虽然平时很少拿出来——翻到新的一页，开始画。

他画的是雪。不是那种写实的、逼真的、每一片雪花都画得清清楚楚的雪，而是那种印象的、感觉的、像一场梦一样的雪。他用很轻很轻的线条，一层一层地叠加，让纸面上的灰色越来越深，然后在深灰色的背景上留出大大小小的白色斑点，那些斑点就是雪花，在黑暗的夜空中飘舞。

画完之后，他看了看，觉得不够。他想了想，在画面的下方画了一个小小的身影。那个身影背着一个很大的书包，仰着头看着天空，一只手伸出来，像是在接雪花。

那个身影是他自己。

他在画的下方写了一行字。

“十二月，第一场雪。我从补习班出来，天已经黑了。雪很大，落在我身上，化成了水。我没有觉得冷。因为我知道，有人在等我回家。”

他合上画本，把它抱在怀里，走进了雪里。

公交车很挤，到处都是湿漉漉的雨伞和滴着水的衣服。张小五站在车厢中间，被人群挤来挤去，像一片随波逐流的叶子。他没有去抓扶手，因为他要护着怀里的画本，不能让雪水把它弄湿。他就那样站着，随着车子的摇晃东倒西歪，但怀里的画本一直稳稳地贴着胸口，温热的，像一颗跳动的心脏。

到站了。他下了车，走在雪地里，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巷子里的路灯昏黄，把雪花照得像一群金色的飞蛾。他走到楼下，看见六楼的窗户亮着灯，橘黄色的，暖洋洋的。

他上了楼，推开门。

张建国坐在沙发上，面前摆着一碗热气腾腾的姜汤。他看见张小五浑身是雪地走进来，赶紧站起来，把姜汤端过去。

“快喝，驱寒的。”他说，声音里有一种笨拙的心疼。

张小五接过碗，捧在手里。姜汤很烫，烫得他手心发红，但他没有松手。他低头喝了一口，辣辣的，甜丝丝的，从喉咙一路烫到胃里，像一团火在体内燃烧。

“爸，你怎么还没睡？”他问。

“等你。”张建国说，语气很平，像是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你不回来，爸睡不着。”

张小五捧着那碗姜汤，看着父亲的脸。灯光下，父亲的脸还是很瘦，颧骨高耸，眼窝深陷，但气色比刚出院的时候好多了。嘴唇不再干裂了，脸色也不再灰白了，眼睛里有了一种很久不见的光——那是一种安心的、踏实的、有盼头的光。

张小五把姜汤喝完，把碗放在茶几上，然后从书包里拿出画本，翻到刚才画的那幅雪景，递给父亲。

“爸，你看，我今天画的。”

张建国接过画本，看了很久。他看着那幅画上飘舞的雪花，看着那个背着书包的瘦小身影，看着那个伸出去接雪的手掌。他的嘴唇哆嗦了一下，眼眶红了，但没有流泪。

“画得好。”他说，声音有点哑，“小五，你画得真好。”

张小五笑了。他笑得眼睛弯弯的，像两个小月牙，露出一排不太整齐的牙齿。那一刻，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不是因为他有才华，不是因为他拿了奖，不是因为他的画被老师夸了，而是因为他的父亲坐在他面前，看着他的画，说“画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