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半夜的顾客多是醉汉、加班族和流浪者，有人会借着酒劲大声抱怨，有人会为了几韩元的找零斤斤计较，还有人只是沉默地递过商品，眼神空洞。

李佑琳学着习惯性低头，语速放得又慢又轻，面对顾客的刁难，只微微抿唇，指尖攥紧收银台边缘，将所有情绪都压在眼底。

下班时，双腿僵硬得几乎迈不开步，后背沁着冷汗，那种被时间和重复劳作榨干的疲惫，让她真切体会到林宥真谋生的艰难。

紧接着是夜市摆摊。

她从批发市场批了些廉价的小饰品，在巷口支起简易摊位。晚风带着寒意，她裹紧外套，小声吆喝着，声音里带着不自觉的怯懦。

遇到砍价的顾客，她不敢争执，只能一再让步。瞥见城管的身影，便下意识弯腰收拾摊位，心脏砰砰直跳，那种草木皆兵的警惕，刻进了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里。

收摊后，她还要将没卖完的饰品打包，拖着沉重的袋子穿行在空荡的街巷，月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满是孤寂与倔强。

期间，她还去了废品回收站分拣废品。刺鼻的异味、杂乱的环境、无休止的分类劳作，让她每天都浑身酸痛。

老板的呵斥、工友的疏离，让她习惯性地收紧肩膀，走路时微微佝偻着背，说话时眼神躲闪，不敢与他人对视。

韩舒妍在一旁默默陪着，看着她双手沾满污渍，指甲缝里嵌进的黑泥洗都洗不掉，眼底满是心疼，却也明白这份体验对角色的重要性。

两周的兼职下来，李佑琳的外在气质已然蜕变。

她走路时习惯性低头，语速偏慢且带着迟疑，肢体始终保持着紧绷状态，哪怕在休息时，也会下意识观察周围环境，眼神里藏着挥之不去的警惕。

她把这些细节一一记录在笔记本上，从指尖的小动作到说话的语气节奏，都标注得清清楚楚。

之余，她还走访了首尔几处老旧公寓区。

在潮湿阴暗的楼道里，她和独居的老奶奶聊天，听她诉说无人照料的孤独。和打零工的年轻人攀谈，感受他们对未来的迷茫与挣扎，和曾有过服刑经历的人交流，听他们讲出狱后求职被拒、邻里指指点点的遭遇。

那些人的眼神，时而警惕躲闪，时而流露着不易察觉的脆弱，李佑琳将这些神态记在心里，转化为林宥真的日常模样——看人时眼神不会直视太久，被注视时会迅速移开，偶尔放松时，眼底会闪过一丝转瞬即逝的茫然。

体验生活的同时，林宥真的人物小传也在不断完善。

李佑琳在纸上一笔一划写下：林宥真，二十七岁，十年前因防卫过当误伤酗酒施暴的继父入狱，服刑五年。

出狱后，母亲早已改嫁，她无家可归，只能打零工谋生。

求职时，前科记录像一道无形的枷锁，雇主看到简历上的“服刑经历”便会婉拒。租住在老旧公寓里，邻里的指指点点如影随形，孩子们被家长告诫“离那个坏女人远点”。

她习惯了独来独往，不与人深交，内心深处藏着对温暖的渴望，却又因自卑与自我封闭，不敢轻易靠近任何人。

每天睡前，李佑琳都会花一小时代入小传情绪，写下“今日生存日记”。

“今天去餐馆应聘洗碗工，老板看到我的背景调查，眼神立刻变了，说‘我们这儿不收有案底的’。我攥着衣角，低头说了声‘对不起’，快步走了出来。风很大，吹得眼睛疼，却不敢哭。原来有些错，一辈子都赎不清。”

“夜市摆摊时，有个小女孩想买发卡，她妈妈一把拉开她，小声说‘别跟这种人说话’。我低下头，假装整理货物，指尖却抖得厉害。我也想干干净净地活着，可世界不给我机会。”

这些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满是角色的挣扎与痛苦。

李佑琳沉浸在这种情绪里，那种深入骨髓的自卑与自我封闭，已悄然融入她的言行举止。

两周后，当李佑琳再次出现在李苍东导演的工作室时，连导演都微微一怔。

眼前的女孩不再是那个从容优雅的演员，眼神警惕，肢体紧绷，说话时习惯性低头，语速偏慢，浑身透着底层边缘人的疏离与隐忍，仿佛林宥真从剧本里走了出来。

“感觉怎么样？”李苍东问道。

李佑琳抬眼，目光短暂交汇后便迅速移开，声音轻缓却坚定：“我想，我已经找到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