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格斯堡市中心火车站。

一列浅绿色的火车缓缓驶入站台，低哑的鸣笛声像老人嗓子里卡了一口浓痰。走近看，绿皮火车的车厢上挂着厚厚的水纹，像无数只水母扒在车皮上，脏兮兮的，一片一片往下淌。

车还没停稳，站台上的指挥员就开始挥动手里颜色鲜艳的小旗子，在灰蒙蒙的天色里格外扎眼。他看着这列绿皮车慢慢停下来，哨声从远处传来，尖锐刺耳。

车门“吱”地一声被推开。那声音——生锈的铁门和生锈的轨道摩擦出的那种尖利，像指甲划过黑板，刺挠得人头皮发麻，浑身起鸡皮疙瘩。人从车门涌出来。

形形色色的人。有背着双肩包的年轻男人，有互相搀着胳膊的年老夫妻，有牵着孩子的时髦女人——孩子手里还攥着半根吃剩的香肠。他们挤挤挨挨地从宋稷身边经过，说着他听的有些费力的德语，带着旅途结束后的疲惫和回家的急切。

只有宋稷一个人，站在原地，引人侧目。倒不是因为他有多帅。只是因为——他是这人群之中，唯一的东方面孔。

宋稷低头看了看自己手边的行李。两个超大的行李箱，快到他腰间了。棕色的，人造革的，边角已经磨得发白。其中一个行李箱少了一个轮子，他拉动的时候，剩下的三个轮子发出“滋啦滋啦”的声响，像拖着什么受伤的活物。

身后还背着一个巨大的背包。灰色的，也可能是黑色的——长年累月的清洗和暴晒，早就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背包带子勒在肩膀上，勒得他有点驼背。

路过的人听见那“滋啦滋啦”的声音，纷纷侧目。有人皱了皱眉，有人快速扫他一眼然后移开视线，有人干脆绕开他走。那些目光带着点淡淡的鄙夷。

宋稷站在人流之中，手足无措。他抬头看站台上的地标指示牌。绿色的，上面画着箭头，写着德语单词。他皱着眉，盯着那些字母看了好一会儿，嘴里念念有词——也不知道是在拼读，还是在给自己打气。然后他咬了咬牙。选了一个方向。拖着那只缺了轮子的箱子，“滋啦滋啦”地，顺着流动的人群，往前走去。

他的背影在人流里晃了几下。很快就被淹没了。

宋稷跟在房东太太身后，一步一步往楼上走。头发还是湿的，刚才下车时那场雨把他浇了个透，这会儿水珠还在顺着发梢往下滴。

房东太太走在前面，是个德国老太太，看起来八十多岁了。背弯得厉害，整个身子往前倾着。她穿着一件洗得掉色的长裙，原本可能是深色的，现在灰扑扑的看不出本来面目。外面套了件浅红色的针织毛衣，线头从袖口、下摆、领口各处钻出来，毛茸茸地支棱着。

“请称呼我为艾玛太太”，房东说。

艾玛太太用一只手扶着楼梯栏杆往上爬。那只手瘦得皮包骨，五根手指又细又长，像干枯的树枝，死死抠着栏杆——那栏杆也不年轻了，木头表面磨得发黑，好几处掉了漆。她每爬一级台阶，整个人都要颤一下。宋稷脚下的台阶也没闲着。每踩一脚，就“咯吱”一声，好像在抗议他这么大个人为什么要踩在自己身上。他尽量放轻脚步，没用，该响还是响。